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东方古国在面临西方列强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几乎前后脚出台了各自的应对举措——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各自的努力最终在甲午一战中分出高下，日本在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国势日隆（同时不可控地迈向军国主义），大清王朝则江河日下，终至在内忧外患下气尽而亡。晚清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不仅是一朝一族的失败，中华民族之后百年坎坷蹭蹬，至今现代化使命未达。．．．中日近代史上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命运表明，改革大势固最终由时代潮流决定，但领导集团的格局、智慧与胸怀，则决定了一国一族的中短程命运，波及数代人的生活。   |
| 明治改元诏书 |
黑船来航
1853年7月8日，睦仁（后来的明治天皇）出生的次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4艘军舰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的入口，从未见过如此威武舰船的日本人又惊又惧。在海面巡游6天充分展示实力之后，佩里登陆，向幕府代表递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书信，信中总统希望日本“改变古老的法律，允许两国间自由贸易”，并请求日本人“和善”地对待失事船只船员等等。佩里希望“日本政府能避免两国之间的不友好冲突”，积极响应美国“建立亲善关系的建议”。最后他说，来年春天他会再来，还要和“大得多的舰队”一起来领教幕府将军的答复。
对主政日本的德川幕府来说，“黑船来航”事件是一次巨大的危机。担任幕府老中的阿部正弘非常了解日本海防之虚弱。但他也知道，如果幕府打开国门，必然会招致无数责难。阿部正弘遂将美国总统和佩里的信译成日文寄给各藩的大名，征求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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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倒台
1868年1月3日早晨，萨摩勇士冲进皇宫，受到了岩仓具视和其他讨幕派朝臣的欢迎。当天，孝明天皇过世后登基已有一年的睦仁宣布废除将军职位，政归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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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商是日本封建结构倾覆所必需的最后的一击．．．外夷成了倒幕派不自知的同盟；武士、大名、浪人、商人和农民形成了一个杂牌的队伍——厌恶商人和外国人但不自知其正为这二者间的更密切关系而斗争的武士；只想以他们本藩控制下的政权来取代德川霸权的大名；一面加害外国人、一面冒生命的危险来学习洋文和思想的浪人；予革命以经济支援的商人；反对地方官宪的暴政或增税而不关心国家政治的农民——这个异常庞杂的群体，在经过数世纪的隐晦而再度光彩焕发的天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下团结了起来，合力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幕府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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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
1868年，明治元年，16岁的睦仁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高密度事件，一如这个国家万象更新前的紧锣密鼓、百务待举——1月3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重归天皇，承诺“百事一新”，以结束人民的不幸；同日，新政府军与幕府军队在鸟羽、伏见开战；5月，新政府军不流血接收江户城，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退隐；8月27日，睦仁天皇举行即位大典。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随后，明治天皇将首都从京都迁至江户，改称东京，因为江户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一年的繁杂事件中，最具意义的是4月，少年天皇把近五百名官吏召集到京都皇宫，宣读了被称为《五条御誓文》的国策——
对应中文翻译如下：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四、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咸秉此念，同心戮力。
新国策可视为后来“明治维新”的总纲领。“维新”一词，取自中国《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6岁的明治天皇在这一年举行了成人礼，而日后成为他重臣的大久保利通这年38岁，木户孝允35岁，伊藤博文只有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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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全方位拥抱西方。十年内，数百名日本人在欧美求学，还有数量更多的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其中许多人为国家和县政府所聘用，包括采矿、航海、铸币、医学、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甚至军队的专家。并非所有的外国顾问（至少早期）都是西方人。1872年，地方政府雇用的160名外国人中有多达42位华人，他们多为烘茶技术的顾问。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华人的角色通常局限于技术事务，做重大决策的机会相当少。至1875年，日本政府雇用约520名外国人。随后，逐渐转移至民营部门。至1897年，民营部门雇用约760名外国人。据估计，明治时期政府有高达5%的支出用来支付外国人的薪资等费用。工部省各局于1874年支付给外国专家的薪资占全年经费的33.7%。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学东京大学于1877年创设时，全校4个学部（理、法、文、医）的教授共有39人，其中27人为外国人，薪金占东大预算的1/3强，而日本人只有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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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反乱
18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村民开始提出他们自己对“自由和民权”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加入到各种政治团体中。到1870年代末，全国约有一千个这类组织定期集会，商人、手工业者、劳工和农民聚集在一起听演说，讨论时局。人们辩论的议题包括时政、经济、历史以及女性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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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争取减免地租的农民斗争，与民权运动结合，政府处境日益困难，1880年（明治十三年）2月，根据太政和左、右三大臣的协议，鉴于“国会论兴起，随岁月荏苒，王室之安危难测，约定应基于国体，迅速确立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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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宪法
国家的元气为叛乱、内讧和内战所耗竭，这是明治政府所继承的日本的情况。1868年那些领导人和日本人民相信，只有富于革新精神的根本改变，才能拨乱反正，拯救未来。明治政府的领导人随后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理念和举措，其中包括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推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总方针，承认各阶级（士农工商）法律上的平等，废除封建服饰和封建界限，废止以佛教为国教，改革历法，解放税负，加速介绍西洋思想和技术，取消禁止买卖及分割土地的封建法令，准许自由选择农作物及职业，教育改革，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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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公布。传说中公元前660年的同一天，第一位天皇神武建立了国家。1889年的这天清晨，明治天皇身着古代朝服，在皇宫深处一个特别的神社前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其祖先新“国家基本法”一事，并告诉他们，他授予新宪法是出于“人类事业的进步趋势以及和文明进展保持一致的考虑”。这个仪式结束后，天皇换上西服，出现在西式的会客厅，在那里他从伊藤博文手中接过宪法，然后交给黑田清隆首相，向全体人员表明，宪法由一位仁慈的君主赐予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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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天皇（及其谋士）和国民公选代表分享权力的机制，但同时又限制了议会立法权的行使，保留了天皇的统治权。内阁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军队也是对天皇负责。这是与日本二战后的“麦克阿瑟宪法”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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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战争
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至8月1日清朝政府对日宣战和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1895年4月17日以签署《马关条约》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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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间，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签约。条约指明，中国须承认朝鲜为独立国，撤出朝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条约又要求中国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赔款，日本便获得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为清朝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还规定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个通商口。日本货物在中国内地必须免去内地税。这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并由于获得台湾殖民地取得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改变了东亚地区由英国和俄国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导致1902年的英日联盟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
战争的胜利不仅给日本带来了赔款和新的领土，也带来了列强外交上的尊敬，成为与它们平等的强国，日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进行了20年的和平谈判而未能遂愿，随着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几乎隔夜之间就以实力完成了。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正式跻身世界强国，日本只花了36年时间。虽然，事后看来，标志着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两场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福祸相倚。
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这次战败虽然引起清国朝野震动，并导致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也只是昙花一现，史称”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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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慈禧公佈《仿行立憲上諭》，全文如下：
“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漠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險，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暌，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許可權，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之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群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豫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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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慈禧公佈《仿行立憲上諭》，全文如下：
“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漠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險，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暌，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許可權，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之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群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豫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3-04-22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412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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