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is a very sad thing that nowadays there is so little useless information."
"In old days books were written by men of letters and read by the public. Nowadays books are written by the public and read by nobody."
---- Oscar Wilde (1894)
"Information consumes the attention of its recipients. Henc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creates a poverty of attention and a need to allocate that attention efficiently among the over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hat might consume it"
----Herbert Simon (1971)
成本比较：信息/人的注意力
若用经济指标来量化估算，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比值大约增加了1千万倍（其中信息成本用数据的处理、传输、储存耗费衡量，人的注意力成本用平均工资衡量）。信息如何泛滥贬值，注意力如何稀缺珍贵，可见一斑。
Today, our competitive edge is no longer solely based on whe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but rather on our ability to navigate through this flood of high speed data: to select, access, use, and respond to that which is most relevant.
----Stefania Lucchetti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The Essential Strategy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Age(2011)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人溺己溺翻译事
信报财经新闻 2011-02-19刘绍铭
张爱玲的《色，戒》，有Julia Lovell 的英译：Lust,Caution。译笔流畅，病在中文理解能力不足，每见失误。有些失误倒不是因为译者看不懂原文，而是差了一点考证的工夫。Lovell 把「霞飞路」译为Hsia-Fei Road（拼音是Xiaf ei）。租界时代的上海，洋标帜很多。「霞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总司令Jose ph-Jacques-CésaireJOFFRE（ 1852─1931）的音译。《色，戒》的英译，理应把「霞飞路」还原为Avenue Joffre。
霞飞路在英文翻译作品中不能音译，如同香港的「弥敦道」是Nathan Road，不是Midun Road 的道理一样。
香港的浅水湾酒店在张爱玲传奇《倾城之恋》扮演了月老的角色。对上了年纪的老香港说来，The Repulse BayHotel 是一份残存的浪漫记忆。浅水湾酒店因此不可以是Shallow Water Bay Hotel， 更万万不可音译为TheQianshuiwan。
陈一白在2011 年1 月9 日《上海书评》写的《谈谈〈老人与海〉的三种译本》，立论中肯，极有见地。难得的是行家文笔平易近人，少以行话或「夹杠」（ja rgon）炫人。陈先生选的三个译本依出版的时序是：余光中、张爱玲和吴劳。陈先生用了最大的篇幅讨论余光中教授的译文。据单德兴《翻译与脉络》所引资料，余教授翻译《老人与海》时，还在念大学，1952 至1953 年间在台湾的《大华晚报》连载刊出。陈一白引用的是2010 年10 月译林出版社印行的简体字本。余光中在此书的译序上说新版本曾大加修正，改动的地方达一千处以上。
修订本显然还有不少疏漏之处。陈一白在第二页就找出问题。老人没有什么朋友。偶然跟他聊聊天、照顾他一下的是个男孩。这一天孩子要请老头喝啤酒： 「Can I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余光中的译文： 「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小写terrace 是平台、阳台。T 字大写的terrace 就成了名词。
陈一白说，书中用了大写的「平台」，其实是La Terraza 酒吧，今天已成观光热点，许多游客都到那里缅怀海明威。余光中在这地方看走了眼，引起了故事中一系列连锁反应。试看以下这段译文：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马丁老板。」如果男孩来自「平台」而不是酒吧，那里来的食品和用餐巾包好的刀叉？陈一白认为特别突兀的，莫如「马丁老板」这一句。张爱玲和吴劳都把这句话译为： 「马丁，那老板。」这样读者就不会摸不着头脑，知道马丁就是露台酒吧的老板。
把大写的Terrace 看成「小楷」，这种失误，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犯错。为了配合陈先生的文章，《上海书评》特意把《老人与海》中露台酒吧的原形照片印制出来。海明威当年如果让孩子说请老人到La Terraza 喝啤酒，一来这两个字的第一字母是大写，二来terraza 是西班牙文，不管译者怎么不小心，也不会译为「平台」。但海明威写的是小说，不是旅游指南，在处理人物的身份和地点的名称上，没有必要实事求是。
陈一白在余光中译文找出的纰漏，我们只能选些有标示性的来讨论。原文：「I'll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余译： 「我弄到了沙丁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吃。」陈先生说余光中显然没有斟酌上下文，才会把share 解作「同吃」的。在这句子中，沙丁鱼是用来作鱼饵的。
Critic─文评家、剧评家、译评家，他们的本份是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这些专爱在人家炮制出来的食品中找碴子的人，究竟会不会下厨？厨艺如何？陈一白先生大概想到，自己说了余光中半天不是，如果不作些「示范」，实在说不过去。先看原文：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water as he ro 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 ecause there was a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 f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对海明威文体有研究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用四个clauses 构成的长句，非海明威本色。他破例写了这个没有标点的长句，一定别有用心。先看余光中的译文： 「他划过渔人所谓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拿原文跟余译比对，马上察觉到的是句子的次序经过调整了。原文敍述一气呵成， 译文用了一个「分号」（semi-colon）。用陈一白的话说： 「于是这可由双重原因状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不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而是变成两个前后看不出有任何联系的分句。」余光中把Gulf weed 译为「湾草」，其实应是「马尾藻」，陆谷孙的《英汉大辞典》有载。Great well 译为「巨流」，其实是「大井」。海明威行文布局，处处顾虑周详。陈一白这样解读说：「老人出海时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 （磷光）。身为当地久经风浪的渔夫，老人看到磷光，当然知道是马尾藻发出来的，而马尾藻的出现，则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许多鱼，但他却决意到远海去抓大鱼，这强化了全书的悲剧色彩。」陈先生因此肯定地说，phosphorescence、Gulf weed、great well 和all sorts of fish 是四个关键词，次序不容更改，否则会与书中的构建现实相悖。依陈先生看，海明威这个长句子有特定作用：通过文体的变化来强化作品中的某种气氛或人物的情绪。
海明威虽然没有描写老人的心情， 「但这个复杂的、讯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阵急促的战鼓，成功地传达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氛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该让陈先生给我们「示范」了。他的译文是： 「他看见磷光闪闪，那是水中的马尾藻，此时他划到的这片海面，被渔夫称为「大井」，因为这里突然变得很深，有七百英寻，各种各样的鱼儿因为水流冲击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涡而聚集在这里。」果然，陈先生的译文顺应了四个关键词的出现次序：磷光、马尾藻、『大井』和各种鱼儿。如果我们继续对余光中的译文挑眼，那么可以说他把the part of theocean that the 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译为「洋面」有点怪异。
Ocean 通常译为「海面」。但在我看来，最值得讨论的是「所谓」的说法。我们细看原文， thefisherman 是单数，因此这个「渔人」就是「老头子」本人。「所谓」是so-called，表示对所称存疑，或有保留。这片海面被老头称为「大井」，对他而言，这就是大井，没有什么所谓不所谓的。
陈一白先生的译文，调配有度，堪称范本。难得的是，他译文保持了原文的sy ntactic sequence（句法组合的次序）：phosphorescene Gulf weed great well all sorts of fish。前面说过，海明威这个讯息密集、急如战鼓的长句，是用四个clauses 构成的，全句没有一个标点。中文如要在格式上亦步亦趋，只有用「意识流」的句法。但这句子虽然结构复杂，内容却不是老人的独白或思绪。用意识流的文体翻译，那就像俗语说的牛头对马嘴那样不相称了。因为中文和英文在结构上存在本体的差异，现代汉语没有相同的表达形式，所以陈先生不得不用断开的短句来传递原文长句子的讯息。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文，也无法突破这种语文结构的限制。
陈一白的长文重点讨论的是余光中的译本。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可能是为了篇幅关系，落墨不多。陈先生指出余光中对share 沙丁鱼的误解后，这么说： 「余先生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达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诣，绝对没有可能看不明白这层意思，他何以会这样译，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解，译者一时大意，没有细看上下文来决定share 在这context上的意义。
译文的水准，与译者的「江湖地位」并无关系。译坛名宿Arthur Waley 把「赤脚大仙」看成red-footedimmortal，可能是匆匆取了「赤」字在辞典上的第一义。这种失误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翻译工作，没有谁可以「君临天下，这也是说谁都可能犯错。本文以「人溺己溺翻译事」标题，听来有点不伦不类，但我是想到自己翻译的几本小说，行家若拿到手术枱上解剖，准会找到好些「大可商榷」的地方。「人溺己溺」不外是要跟大家shar e 翻译工作之风险，认识到自己的译作，随时有失手之可能。
说到翻译的风险，陈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现成的例子。《老人与海》的第一句：He was an old man who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 ad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陈先生说这句话， 「以中文写作在海内外文学爱好者中享有教母般声望的张爱玲居然译为： 『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陈先生认为这是一般初学翻译新手的毛病：时刻不忘将不定冠词译出来。海明威惜字如金，对赘词深痛恶绝。依陈先生的意思，此句中译，大可把「一个」、「一只」和「一条」删掉，简化为： 「他是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鱼。」陈先生的话有理，中文的习惯的确如是。
我想张小姐若不是在看原文时把「一个」、「一只」和「一条」盯得这么紧，她不会写出这么啰嗦的中文。翻译工作一不小心就自损其身，此是一例。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风险的一种。张小姐当年若不为稻粱谋而「下海」翻译，就不会写出这些半洋化的句子。不过话说回来，就目前老人的境况来说，我倒觉得如果说成「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一条鱼」──加上「一条」，更能托出老渔人可怜的处境。这家伙连一条鱼都抓不到！真的，一条鱼都抓不到。
张爱玲的《色，戒》，有Julia Lovell 的英译：Lust,Caution。译笔流畅，病在中文理解能力不足，每见失误。有些失误倒不是因为译者看不懂原文，而是差了一点考证的工夫。Lovell 把「霞飞路」译为Hsia-Fei Road（拼音是Xiaf ei）。租界时代的上海，洋标帜很多。「霞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总司令Jose ph-Jacques-CésaireJOFFRE（ 1852─1931）的音译。《色，戒》的英译，理应把「霞飞路」还原为Avenue Joffre。
霞飞路在英文翻译作品中不能音译，如同香港的「弥敦道」是Nathan Road，不是Midun Road 的道理一样。
香港的浅水湾酒店在张爱玲传奇《倾城之恋》扮演了月老的角色。对上了年纪的老香港说来，The Repulse BayHotel 是一份残存的浪漫记忆。浅水湾酒店因此不可以是Shallow Water Bay Hotel， 更万万不可音译为TheQianshuiwan。
陈一白在2011 年1 月9 日《上海书评》写的《谈谈〈老人与海〉的三种译本》，立论中肯，极有见地。难得的是行家文笔平易近人，少以行话或「夹杠」（ja rgon）炫人。陈先生选的三个译本依出版的时序是：余光中、张爱玲和吴劳。陈先生用了最大的篇幅讨论余光中教授的译文。据单德兴《翻译与脉络》所引资料，余教授翻译《老人与海》时，还在念大学，1952 至1953 年间在台湾的《大华晚报》连载刊出。陈一白引用的是2010 年10 月译林出版社印行的简体字本。余光中在此书的译序上说新版本曾大加修正，改动的地方达一千处以上。
修订本显然还有不少疏漏之处。陈一白在第二页就找出问题。老人没有什么朋友。偶然跟他聊聊天、照顾他一下的是个男孩。这一天孩子要请老头喝啤酒： 「Can I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余光中的译文： 「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小写terrace 是平台、阳台。T 字大写的terrace 就成了名词。
陈一白说，书中用了大写的「平台」，其实是La Terraza 酒吧，今天已成观光热点，许多游客都到那里缅怀海明威。余光中在这地方看走了眼，引起了故事中一系列连锁反应。试看以下这段译文：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马丁老板。」如果男孩来自「平台」而不是酒吧，那里来的食品和用餐巾包好的刀叉？陈一白认为特别突兀的，莫如「马丁老板」这一句。张爱玲和吴劳都把这句话译为： 「马丁，那老板。」这样读者就不会摸不着头脑，知道马丁就是露台酒吧的老板。
把大写的Terrace 看成「小楷」，这种失误，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犯错。为了配合陈先生的文章，《上海书评》特意把《老人与海》中露台酒吧的原形照片印制出来。海明威当年如果让孩子说请老人到La Terraza 喝啤酒，一来这两个字的第一字母是大写，二来terraza 是西班牙文，不管译者怎么不小心，也不会译为「平台」。但海明威写的是小说，不是旅游指南，在处理人物的身份和地点的名称上，没有必要实事求是。
陈一白在余光中译文找出的纰漏，我们只能选些有标示性的来讨论。原文：「I'll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余译： 「我弄到了沙丁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吃。」陈先生说余光中显然没有斟酌上下文，才会把share 解作「同吃」的。在这句子中，沙丁鱼是用来作鱼饵的。
Critic─文评家、剧评家、译评家，他们的本份是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这些专爱在人家炮制出来的食品中找碴子的人，究竟会不会下厨？厨艺如何？陈一白先生大概想到，自己说了余光中半天不是，如果不作些「示范」，实在说不过去。先看原文：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water as he ro 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 ecause there was a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 f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对海明威文体有研究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用四个clauses 构成的长句，非海明威本色。他破例写了这个没有标点的长句，一定别有用心。先看余光中的译文： 「他划过渔人所谓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拿原文跟余译比对，马上察觉到的是句子的次序经过调整了。原文敍述一气呵成， 译文用了一个「分号」（semi-colon）。用陈一白的话说： 「于是这可由双重原因状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不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而是变成两个前后看不出有任何联系的分句。」余光中把Gulf weed 译为「湾草」，其实应是「马尾藻」，陆谷孙的《英汉大辞典》有载。Great well 译为「巨流」，其实是「大井」。海明威行文布局，处处顾虑周详。陈一白这样解读说：「老人出海时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 （磷光）。身为当地久经风浪的渔夫，老人看到磷光，当然知道是马尾藻发出来的，而马尾藻的出现，则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许多鱼，但他却决意到远海去抓大鱼，这强化了全书的悲剧色彩。」陈先生因此肯定地说，phosphorescence、Gulf weed、great well 和all sorts of fish 是四个关键词，次序不容更改，否则会与书中的构建现实相悖。依陈先生看，海明威这个长句子有特定作用：通过文体的变化来强化作品中的某种气氛或人物的情绪。
海明威虽然没有描写老人的心情， 「但这个复杂的、讯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阵急促的战鼓，成功地传达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氛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该让陈先生给我们「示范」了。他的译文是： 「他看见磷光闪闪，那是水中的马尾藻，此时他划到的这片海面，被渔夫称为「大井」，因为这里突然变得很深，有七百英寻，各种各样的鱼儿因为水流冲击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涡而聚集在这里。」果然，陈先生的译文顺应了四个关键词的出现次序：磷光、马尾藻、『大井』和各种鱼儿。如果我们继续对余光中的译文挑眼，那么可以说他把the part of theocean that the 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译为「洋面」有点怪异。
Ocean 通常译为「海面」。但在我看来，最值得讨论的是「所谓」的说法。我们细看原文， thefisherman 是单数，因此这个「渔人」就是「老头子」本人。「所谓」是so-called，表示对所称存疑，或有保留。这片海面被老头称为「大井」，对他而言，这就是大井，没有什么所谓不所谓的。
陈一白先生的译文，调配有度，堪称范本。难得的是，他译文保持了原文的sy ntactic sequence（句法组合的次序）：phosphorescene Gulf weed great well all sorts of fish。前面说过，海明威这个讯息密集、急如战鼓的长句，是用四个clauses 构成的，全句没有一个标点。中文如要在格式上亦步亦趋，只有用「意识流」的句法。但这句子虽然结构复杂，内容却不是老人的独白或思绪。用意识流的文体翻译，那就像俗语说的牛头对马嘴那样不相称了。因为中文和英文在结构上存在本体的差异，现代汉语没有相同的表达形式，所以陈先生不得不用断开的短句来传递原文长句子的讯息。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文，也无法突破这种语文结构的限制。
陈一白的长文重点讨论的是余光中的译本。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可能是为了篇幅关系，落墨不多。陈先生指出余光中对share 沙丁鱼的误解后，这么说： 「余先生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达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诣，绝对没有可能看不明白这层意思，他何以会这样译，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解，译者一时大意，没有细看上下文来决定share 在这context上的意义。
译文的水准，与译者的「江湖地位」并无关系。译坛名宿Arthur Waley 把「赤脚大仙」看成red-footedimmortal，可能是匆匆取了「赤」字在辞典上的第一义。这种失误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翻译工作，没有谁可以「君临天下，这也是说谁都可能犯错。本文以「人溺己溺翻译事」标题，听来有点不伦不类，但我是想到自己翻译的几本小说，行家若拿到手术枱上解剖，准会找到好些「大可商榷」的地方。「人溺己溺」不外是要跟大家shar e 翻译工作之风险，认识到自己的译作，随时有失手之可能。
说到翻译的风险，陈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现成的例子。《老人与海》的第一句：He was an old man who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 ad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陈先生说这句话， 「以中文写作在海内外文学爱好者中享有教母般声望的张爱玲居然译为： 『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陈先生认为这是一般初学翻译新手的毛病：时刻不忘将不定冠词译出来。海明威惜字如金，对赘词深痛恶绝。依陈先生的意思，此句中译，大可把「一个」、「一只」和「一条」删掉，简化为： 「他是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鱼。」陈先生的话有理，中文的习惯的确如是。
我想张小姐若不是在看原文时把「一个」、「一只」和「一条」盯得这么紧，她不会写出这么啰嗦的中文。翻译工作一不小心就自损其身，此是一例。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风险的一种。张小姐当年若不为稻粱谋而「下海」翻译，就不会写出这些半洋化的句子。不过话说回来，就目前老人的境况来说，我倒觉得如果说成「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一条鱼」──加上「一条」，更能托出老渔人可怜的处境。这家伙连一条鱼都抓不到！真的，一条鱼都抓不到。
荣格的星座实践
信报财经新闻 2011-02-19 何倩彤
=================
西方文学里的星座佬
=================
......
而把對星相的執迷實踐得最透徹的莫過於獅子座的榮格(Carl G. Jung)。他認為「占星就是敲問宇宙的大門」，也是「現代科學的開端」。榮格認為星座就是脫離時間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而它可能與天上的星斗無關，而是一種中世紀沉澱至今的古舊心理學。他認為，占星學對心理學大有裨益的同時，後者於前者卻毫無貢獻可言。榮格自言要在鑽研這無限之後，帶回一些有關人類心靈的纍纍知識歸來。
榮格對星座的熱愛不僅是言詞而已。他慨嘆縱使星座前所未有地泛濫於市，但它的神秘仍未被窮盡，只有知性才能把它物盡其用。榮格腳踏實地，對四百八十三對夫妻進行星盤比對研究，看看占星學究竟能不能面對統計學的挑戰。把兩種學問、並理論與實踐融和至此，榮格無疑可敬。
在我們的城市裡，星座往往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但在別的文化脈絡裡它可以很嚴肅和正當。沒有哪種學問本身是無聊的，只是我們的狹隘把它們變得乏善可陳。請想起，掀開糖衣的包裝，這學問，在不同的年代，曾供我們再三玩味，雖有過不少深邃的思辯刻痕，卻仍把它自身的幽秘保守至今，這完璧，如此莫測、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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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里的星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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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對星相的執迷實踐得最透徹的莫過於獅子座的榮格(Carl G. Jung)。他認為「占星就是敲問宇宙的大門」，也是「現代科學的開端」。榮格認為星座就是脫離時間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而它可能與天上的星斗無關，而是一種中世紀沉澱至今的古舊心理學。他認為，占星學對心理學大有裨益的同時，後者於前者卻毫無貢獻可言。榮格自言要在鑽研這無限之後，帶回一些有關人類心靈的纍纍知識歸來。
榮格對星座的熱愛不僅是言詞而已。他慨嘆縱使星座前所未有地泛濫於市，但它的神秘仍未被窮盡，只有知性才能把它物盡其用。榮格腳踏實地，對四百八十三對夫妻進行星盤比對研究，看看占星學究竟能不能面對統計學的挑戰。把兩種學問、並理論與實踐融和至此，榮格無疑可敬。
在我們的城市裡，星座往往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但在別的文化脈絡裡它可以很嚴肅和正當。沒有哪種學問本身是無聊的，只是我們的狹隘把它們變得乏善可陳。請想起，掀開糖衣的包裝，這學問，在不同的年代，曾供我們再三玩味，雖有過不少深邃的思辯刻痕，卻仍把它自身的幽秘保守至今，這完璧，如此莫測、可畏。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孫述宇（明報月刊，1977年）【作者為中文大學翻譯系創辦人】
（一）中大的使命
中文大學是為甚麼目的而創立的呢？中大有甚麼使命呢？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很需要重新問一下。
中文大學之創立，並不僅僅是籠統地給本港中學畢業生受大學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受到以中文來傳授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這一點我們要記得很清楚。假使當初只是為了使本港中學生多一些入大學的機會，根本不必創辦中文大學，只須把香港大學擴充，或者在九龍新界設立港大分校，就可以解決問題。中文大學之所以叫做香港中文大學，而不叫做港大沙田分校或甚麼別的大學，就是因為這學校所要提供的不僅是高等教育，而且是中文教育。中大創立之前，社會上己有很具代表性的輿論，要求辦一所大學，使本港的中文中學生能受到合適的高等教育；香港政府接納了這要求，於是辦了中大。本港中文中學的聯會一向都有派代表參加中大與成員學院的若干研究與決策機構，如董事會、入學試委員會等。
要辦中大教育，自然要用中文，可是中大在這十多年來却常常不用中文。校內教職員的各種會議，十九是用英語發言，用英文紀錄的；校方致教職員的文件也是以英文為主，有時附中譯文，有時不附。教育方面，學校當局並不強調要用中文，因為教員可以自由使用任何語言來上課，而且學校在招聘教員時，也不規定應徵人須能以中文授課。今天，中大名字上的「中文」二字，並沒有多少意義的。
（二）英文教育的現象與成因
讓我們先檢討一下中大在教學上使英文的現象，看看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中文校內大多數的學系，都相當廣泛地使用英語。英文系固然是全部英語，西洋音樂、宗教等學系恐怕也很少中文。其他學系裡，外國教師用英語自是不在話下，中國教師對著中國學生也往往用英語授課。讀物方面更不用說，不僅參考資料是英文的多，主要的教本也常常是英文的。我們禁不住要問：中大與港大還有甚麼分別呢？港大雖說是英文教學，但中國的文史哲各科也還用中文；反之，中大雖云中文教學，却也不要求教師用中文，只是由於中大教師之中華人比率較高，於是英文教學的情形未及港大普遍而已。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莫斯科大學用俄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但我們中大，校名上明擺著「中文」兩字，却在講授、習作、考試、閱讀各方面經常不用學生的母語。然而很多中大同事與同學覺得，這是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原諒的。他們指出，造成校內廣泛使用英語的現象，有許多原因。第一個是歷史原因：除了中國文史哲的研究在中國有傳統，因而歷來都用中文之外，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近百年來從西方移稙過來的，在中國沒有基礎，因此不但沒有足夠的中文書本與其他資料，連中大的專門詞彙也不夠作學術研究與討論之用。
其次，又有社會原因。贊成多用英語的人指出，英語是今天國際通用的語文：同學們畢業後，如要深造，十九會到說英語的國家去；如要就業，能講寫流利英語在香港社會上也大佔便宜─比方港大的學生比我們佔便宜不正是由於他們的英文比較好嗎？他們又指出，當初成立中大，原以為錄取的學生會以中文中學畢業為主，孰料十多年來本港中文中學教育日漸衰微，今天中大的學生大多數已是來自英文中學的了，這樣的學生，接受偏重英語的大學教育，比較更適宜。
第三個原因，是本校的特殊情況：中大有不少外國教員。英文系的同事是洋人為多；音樂系專任教員中，洋人的比率更高。其他許多學系都有些永久性質或訪問性質的外藉教師，這些教師雖佔少數，但對中文教育的阻碍很大，因為他們本身固然不能用中文講授，而由於中大考試中的多人閱卷制度，他們要參與評閱他人科目的考卷，於是往往要勉強那些考生用英文作答。
這些原因既然存在，即使大學當局明天就下令一切使用中文，也沒法執行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弄出足夠的教材與參考書，甚至不可能有夠用的中文專用詞彙。因此，有些人說，本校廣泛使用英文，是無可厚非的。
但這樣的想法，完全錯了。馬上在校在禁用英文是行不通的，不錯；但使用英文用得這麼廣泛而不知錯，便是忘記了中文教育的目標與使命，與中大創辦的旨趣背道而馳，這怎能說未可厚非？
在香港辦中文的高等教育，當然會遭遇到困難；辦學的人也應從一開始就了解到這些困難存在。我們要討論的是，這些困難是否不可克服？怎樣克服？而我們中大的當局與師生，又作了些甚麼努力？
（三）歷史原因
先說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難吧。上節已說過，除了中國的文史哲幾科，大學的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最近百年間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土」沒有根，我們沒有足夠的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甚至沒有齊全的中文詞彙。這是事實。
面對這些困難，可走的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不移植這些學問到中土，而叫中國人世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的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的，但這樣的中國的學術就遲了起步，我們的後代要罵我們。一個民族要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工作，這民族的學術成績早受了先天的限制。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一個民族如果有語文而長期使用外語作學術語文，那是很吃虧的，因為一方面，外語始終是外語，有母語的人無法使用得十足純熟，老是拿一件不利之器，怎能善其事？另一方面，長期用外文為學，母語又沒有機會成為學術語文。我們中國人如果想使英語純熟流利得像英、美、加、澳人一樣，除非是把我們的母語中文完全棄置不用，把中文完全忘記。但我們能不能做到？願不願去做？
這個道理，香港人比較難聽信。香港人吃的虧，說不定是英文太好了。有些人從幼稚園開始就學英文，習用語法純熟得很，口音也正確─正確得會去嘲笑印度人與馬來人的英語。以第二語言的標準看，他們的英語在某方面確實了不起，可是為這成績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沒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第一語言成為可以思考、辯論、創作的語言。而第二語言始終是第二語言，他們若與英美加澳受過同等教育的人相比，詞彙不夠豐富，表達方法不夠多，思想起來也不夠深刻周詳。他們能在雞尾酒會上模仿洋人，但真正要用智力思考時，他們的第二語言沒法讓他們天賦的聰明充份發揮，這時自覺不如洋人，民族自卑感就油然而生。這種感覺他們也許要否認，因為近年來高等華人已往往不肯自認不如洋人，不過他們蔑視其他華人總是遠過洋人的，是便是民族自卑感的鐵證。這種人對中文教育，一點與趣也沒有。
世界各地的先進國家，今天都用母語做學問。中古時代歐洲通行的學術語文是拉丁，各國共同一種語文，對於學術溝通本也有其方便之處，但文藝復興時大家都改用民族語文，以利教育與學術的發展。有個早期的德國哲學家說：「我要教導哲學說德國話！」我們也應該教導近代學術說中國話。
中國從前也曾教過佛學說中文。那時佛教初傳入中國，西域的僧人了解到若要中國人信佛，教義必須用中文來傳播，於是動手譯佛經；後來中國人想研究這種宗教，也到西域印度去留學，回國後亦譯經。經過了玄奘(唐三藏)等了不起的留學生做了翻譯移植的工作，佛學在中國便生了根，以後就開花結果。到了清代，西學東漸，中國人又開始做翻譯工作移植這些新學問。中大今天應該繼承這傳統，做這種工作。
任由教員用中文或英文教學是不夠的。要辦中文教育，須規定用中文教學，而且鼓勵教員翻譯專門詞彙與書藉，並用中文寫作。
（四）社會原因
次論社會原因。第二節提到，香港社會崇尚英語，中學生多趨向英文教育，今日英文中學的學生數目遠超過了中文中學的學生，而中大的學生也大多數來自英文中學。
這是事實，但中文是否因此就要轉而辦英文教育呢？如果要，學校當局應當向社會交待一下。
其實，儘管學生來自英文中學，中文的大學教育還是可以辦的。學生的母語究竟還是中文，而且在中學裏也還讀過中文來－否則他們也通不過入學試中的中文卷，中文母語既有相當基礎，只要在大學裏多做些練習，沒有理由不能中文來讀書研究的。反之，英文究竟是他們的第二語文，他們可以應付到某一程度，但大多數人都很難再進步的，而這個大家都達到的程度，還遠不是能夠深入思考問題的程度。這是我在中大十年觀察的結論。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走下坡，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中學是語文訓練的重要階段，因為中學生開始學思考，這時沒有把母語能力提高到可以充分思維與表達的程度，可說是終身的不幸。面對香港中文中學的衰落，中大做了些甚麼？當然，社會形勢是巨大的政治經濟與心理力量造成的，要想扭轉真是談何容易。但社會人仕曾對中大寄予熱望，他們有權問「中大想過辦法、出過力沒有？」中大是本港兩間官辦大學之一，不是毫無影響力的。
我們又聽見說，英文是非常有用的語文，同學們學好了，他留學深造，或者在本港政府部門與工商界求職，都極其有利。
這些話也不錯，但也不是不辦中文教育的理由。沒有人主張不學英文；英文是當今國際上最有用的語文，同學們當然應該把英文學好；我們只是主張把中文作我們的主要學術語文，做我們思維、學習、研究的工具。拉丁文從前是歐洲最有用的學術語文，為甚麼後來歐洲各國都改用自己的母語做學問？還有，難道中文學好了，英語就學不好的嗎？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文學好了，英文就不能閱讀、不能寫、不能說。無數的歐洲人能用英語，然而他們思考治事的語文是母語；也有很多中國人用中文為主，但亦能讀、寫、說英文。也許中國學生完全拋棄了中文而把精力時間全放在英文上，英文可以流利不少，但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慘重的，因為人的聰明才智用第二語文是發揮不盡的。
不論出洋留學，或在港求職於工商界與政府部門，某程度的英語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這程度一旦達到，英語是否漂亮，就遠不如沒有頭腦重要了。到研究院去固然要有頭腦，到工商界又何嘗不要？而培養思考能力，肯定是用母語有利。
（五) 外國教員
我們現在談中大的外國教員問題。前面第二節說過，這些外國教員是中文教育的障礙之一，因為他們不會中文，不能以中文講授與討論，也不能閱中文習作與試卷。
但中大的師生中，了解到外國教員為害本校教育的，似乎少得很。許多中國國同事眼見本地與外地教員待遇不同，覺得外國人佔盡便宜，很不公道，但也沒有認為外國教員於本校教育還還有別的害處。似乎大家都認為，有些學系的性質，自然是應該請外國教員來任教的；比方英文系，應該以英美教員為主，甚至沒有中國教員也沒所謂；至於一般的學系，也可以請些外國教員，因為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例有別處來的學人訪問的。
這兩點見解都錯了。先談第一點吧，那就是，英文系是否應當以英美教師為主，以英語授課，以英文做習作及考試。
我自己從前對這一點也毫不懷疑。猶記得頭一趟遇見一個學漢學的美國學生，當他說到美國大學裏是用英文講中國文學之時，我便頗有優越之感，因為覺得他們的中國文學程度，比不上我們中國學生的英國文學程度了。後來我到了美國，看見他們學德國與法國文學的研究生，都可以自由選擇用英文或德法文來寫論文，我才開始啟疑，因為這些研究生─在耶魯、柏克萊、哈佛唸書的─的德文法文造詣，肯定是不比我們中國大學生的英文差。再後我在美國大學裏頭教中國文學，學生當然都是用英文討論與寫論文，我發現他們的知識並不很廣，但往往很能議論，比我們學英國文學的同學�得多。我恍然大悟：他們在用他們的母語，那是一種經過十多年訓練、能夠思考與表達的純熟工具啊！
這點道理，我若不是有殖民地子民的心理作崇，早就該了悟的。我在大學裏唸英國文學時，所用的英國文學史就是兩位法國教授Legouis 和Cazamien合著，而由英國人譯成英文的。歐洲的著名學府向來都用自己的母語來研究英國文學，大學者如Taine, Cazamien, Digeon, Schlegel, Ten Brink, Siever, Praz等人，寫討論英國文學的書，用都是法文、德文、意文。我們可以相信，這些學者所以有成，與使用的母語大有關係。
日本人懂得這道理。他們用日文做學問；他們大抵能讀外文，（不能也不要緊，他們的翻譯工作做得很快），但不作興用外文寫作。前年美國的約翰遜學會到一本日文的集子，學會秘書初時莫名其妙，後來請教懂日文的人，乃知這一日本學者給一位專治約翰遜博士的老先生祝壽的集子，集內文章都是討論英國十入世紀文學。日本人說英語，一般都不大流利，香港人常會嘲笑這些「o架佬」的口音。據說物理學大家湯川秀樹的英語就很蹩脚。但是他們外語不流利的背面，正是他們學術的獨立。等到我們像他們那麼樣，能自己在本地培養出湯川這種諾貝爾獎金級的學者之時我們再自豪吧。
為甚麼研究外國文學也要用自己的母語呢？理由是，文學的探討，須有極其有效力的語文工具。研究外國文學，一方面需要相當的外文基礎，否則外文作品都看不通透；但到整理自己的感受時，就需要母語。我們閱讀之時，內心的感受與反應，是非常複雜的，矇矓隱晦，糾纏不清，自己都很難弄明白是怎麼回事；要把這些混沌一團的反應弄出條理，必需有很靈敏而且貼切的語言才有希望，深刻精微的文學，活動在人的心裡，在情感的源頭、靈魂的深處，在這兒，外文也許偶然會閃過，但經常出現的語言，怎會不是母語。
中大的學生既然都是中國人，中大的英文系自然應當用中文來討論、練習、與考試。因些，英文系也應當以中國教員為主。中國教員一方面能使用中文教學，另一方面又能在討論英美作品時引入中國人的感受性。文學的內容不是作者的作品，還是讀者的閱讀。以莎翁的戲劇為例，他那時代的人有一種看法，日後的英國人又有一種看法，而今日的英人、美人、歐洲各淢的人、亞洲各國的人，看法亦可不同。今日的英人如何欣賞莎翁，不必視為標準；甚至當年莎翁的儕輩如何欣，也不是唯一的法門。莎翁儕輩的看法，當然很得研究；但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最要緊的是莎翁對今天的我們還有沒有意義，以及我們帶着中國人的歷史文經驗、感受與眼光，能不能在莎翁作品裡嚐出味道、找到價值。這問題是要我們中國人才解答得了的。外國文學的欣與研究，多多少少總要採一個比較文學的途徑，才可能有成績與貢獻；倘若我們只懂得很奴順地模仿今日外國人的感受來閱讀，我們不可能像外國人得到那麼多，而自己又沒有特有的所得，怎能出人頭地？
即使在外文系裡教外語，也未必應當外外國人為主。在香港有個很普遍的見解，以為我們學英語的最終目標，是要說起來像英美人士，寫也寫得像英美人士，因此，英語教員當然以英美人士為上選。持這見解的人，沒有了解到，我們學英語是學一種外國語，一種第二語文，我們很難──而且也不必──期望講得寫得與受過良好教育的英美人士一樣好。而英美人士教別國人英語，也未必很理想，因為英語是他們的母語，他們不懂得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言文種種問題。最近十多年有些英美的大學開始研究「英語作為第二語文」的問題，也開了些「作為第二語文的英語教學法」（ＴＥＳＬ）的課程供學生選修，情形或稍有改善。但一種萬應的ＴＥＳＬ教學法也很難入信，因為把英語教給許多不同母語的人，應當用許多各自不同的方法才對。語言教學法再進一步時，教中人英語的方法，一定會聯繫中文，而運用許多比較與變換的方法。這種教法，恐怕還要中國教才能應付，因為英美人士懂中文的很少。今天的英語教學法其實很原始，那些英美教員不論到的是非洲、中東、或香港，都用那套教學法，而實際上是把英語當作母語來教，求學生把它當母語來學（「校內不得說本地土話」、「用英語來思想，不要在心裡翻譯」）學生的思考能力反正不是他們的責任。這種教學法早晚要淘汰的，但希望香港不是最遲淘汰的地方。
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都會有別處的學者來訪問、研究、與教學，這是真的。但這事實不能引為理由，以支持中大聘請外國教員的風。
（六）國際性的學府
我們拿中大的外國教員與真正具有國際地位的學府──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外國學者一比較，馬上會見到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分別，那就是：柏克萊的外國學者使用美學生母語教學，中大的?不用中國學生母語。到柏克萊外國學者，如果不能用英語講授與閱卷，就會覺得很抱歉。
英美的學者，如果去到巴黎或莫斯科大學，除了很特殊的情形，通常斷不會用英語教學。他們絕對不會在教授會議中要求大家都改說英語來將就他們。那一種學校不要求教員使用當地母語來教的？答案是誰都知道的：那是過去殖民地的學校。
「殖民地」一詞是要引發強烈情緒的，我們無意拿他來刺激人。我們的外國同事之中，開明的也不少，有舊式殖民者心態的大概並不多。他們應徵前來教書，校方既沒有要求他們用中文，他們之中可能有些人確實沒有想到?該用學生母語來教學。我們吃過種族主義的虧，並不提倡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假使有一位外國外國同事，看了這篇東西，同意這種議論，於是辭了中大的職，回國、失業、挨窮，我們也會很難過。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的界限的，不過，剝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剝奪他心智成長的權利，這句話，我們不能不說。
（七）大學當局的責任
推行中文的大學教育，是中文大學的任務。這個艱巨的責任，不僅學校行政當局要負起，全體師生也應共同努力。但解決問題的政策，是要由大學當局制定的，因為只有當局才有統籌辦事的能力。中大成立將近十五年，有人會說成績已是「有目共睹」了，但我們共睹的是什麼成績呢？一座座樓館建起來了，校園的花木種出來了，學位頒獎了。這些當然是成績，但算不算難能可貴？拿樓館來說吧，建築款項主要是由政府撥付的，少部分是由社會人仕捐助，這些社會人士，出於愛護中文教育之心，或者是希望服務社會而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捐起錢來踴躍得很，有時不待學校當局請求就自動捐了。所以，樓館建起來，不是學校當局的大功績。一所學校裡，往往是那些不能直接看見的東西，才是要緊的，比如學風、士風都是。假設中大能面對重大的困難而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中文中小學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是偉大的成就。
大學當局辦事並不缺乏魄力。改制也未嘗不遇阻力，但當局經過周詳計劃一往無前地完成了。再如所謂「雙元教育」、學校大旗大鼓而行，開了多少會，作了多才計劃、調整、調動？這些雙元教學的辦法，也許將來會證明大部分是行不通的，但目前雷厲風行的做法，表現出當局的決心。這種魄力拿了來推行中文教育，十五年來應當很有成績的。
中大如果決定要推行中文教育了，應當採取些什麼步驟呢？答案當然不必由這篇文章提出。當局應當也委出個研究會，由了解各學院和書院實況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議。但本文可以在反方面，提出一些要戒除的陋習。
頭一件陋是凡事以英文為主。目前中大的文告與其他的通訊，致學生時還會以中文，致同事時則以英文為主，有時附有中文譯文，有時不附。許多同事都有個印象，以為與校方通訊必須用英文，於是有些不諳英文的同事就要請人代筆。校方也許會解釋道，這是由於本校行政人員暢通英文的較多，打字的秘書也是能打英文的多。但這當然是過去招請職員時太偏重英文的結果；而且，現在要糾正這錯誤，也不是不可能吧？校內通訊雖不是教育的一部份，但是一所提倡中文教育的學府在行政系統中使用英文為主，給人的觀感很不好。
我們的同事常常說，在中大，中國教員是二等人，洋教員才是一等的。這一等二等之分，不僅見之於「海外待遇」與「木地待遇」的差別，更見之於語言之上：當中英文面對之時，中文例要退讓，有時退三舍還不止。中大的教職議是最好的例子，與會的英美人士總是少數，但會議一定用英文；只要有一位洋人在座，那伯其他九位或十九位都是中國人，也要說英語。中國教員一言不發坐完整個會議的情形相當的普遍，因為中國教員完全不懂英文的也許很少，但英語說不流利的不少。學者往往是內向的人未必長於說外語，即使留過學也如此。中大用英語開會，是給予外國教師發言權，而剝奪數目更多的中國教師的發言權。中大的會議所收集到的，是外國教師與一些英語流利的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其他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真正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見。
另一件要糾正的錯誤，是徵聘教員時，不要求應徵人能講能閱中文。我們雖不主張種族主義，但若栗辦中文教育，不能不在語文上劃界。能使用中文的外國教員─如Deeney 等，我們當然歡迎。倘使有學術界頂尖人物來訪，即使不懂中文，也可以偶然破例。但如果到來的洋人，學術成就平平，其至在外國根本沒資格教大學的，而到中大來永久性地任教，卻又不學中文‧‧‧‧‧‧
中大廣泛使用英語，有個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在香港華人之間很普遍的語言自卑感。香港人很多都以能用英語為榮，而不以不能用中文為恥；我們中大的行政人員與師生中，不能寫中文的為數不少，但人家批評他們中文寫不好之時，他們往往毫不介意，遠不如被人批評英文不漂亮時那麼不高興。有時中國教員對著中國學生上課，也用英語，理由是師生所用的方言不同。其實中國教員若不是在外國長大的，用英語授課必不如用中文發揮得盡致，而學生學聽國語雖會遭遇一些初時的困難，但長期來說，一定比用外語來學習上算；但師生都肯用英語，大抵總是由於雙方都不願承認自己的英語未夠好。再如校內用英語開會，同事們任由中家剝奪自己全部或部份發言權，也不抗議，恐怕也與此有些關係。這種心理不變，我們大學的前途很黯淡。
中文大學的成立，是香港政府決定的。香港政府事前一定向殖民部提出，得到殖民大臣的同意。這即是說，英國的殖民官吏，也承認殖民地人民有使用母語來受教育的權利。這是世界大勢所趨，世界各地都理解到母語的重要，理解到這是思考能力與獨立人格發展的所繫，是人權的一部份。要是我們中大繼續以英文為主，我們可以想像，英國的殖民官吏會聳起肩膀說：「這不干我們的事啦，這是他們中國人不要中文，要學我們說話」，而世界各地的人都會瞧我們不起，說我們比英國殖民官吏猶不如，說我們俯伏慣不肯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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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education/cu-debate/1977.htm
（一）中大的使命
中文大學是為甚麼目的而創立的呢？中大有甚麼使命呢？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很需要重新問一下。
中文大學之創立，並不僅僅是籠統地給本港中學畢業生受大學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受到以中文來傳授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這一點我們要記得很清楚。假使當初只是為了使本港中學生多一些入大學的機會，根本不必創辦中文大學，只須把香港大學擴充，或者在九龍新界設立港大分校，就可以解決問題。中文大學之所以叫做香港中文大學，而不叫做港大沙田分校或甚麼別的大學，就是因為這學校所要提供的不僅是高等教育，而且是中文教育。中大創立之前，社會上己有很具代表性的輿論，要求辦一所大學，使本港的中文中學生能受到合適的高等教育；香港政府接納了這要求，於是辦了中大。本港中文中學的聯會一向都有派代表參加中大與成員學院的若干研究與決策機構，如董事會、入學試委員會等。
要辦中大教育，自然要用中文，可是中大在這十多年來却常常不用中文。校內教職員的各種會議，十九是用英語發言，用英文紀錄的；校方致教職員的文件也是以英文為主，有時附中譯文，有時不附。教育方面，學校當局並不強調要用中文，因為教員可以自由使用任何語言來上課，而且學校在招聘教員時，也不規定應徵人須能以中文授課。今天，中大名字上的「中文」二字，並沒有多少意義的。
（二）英文教育的現象與成因
讓我們先檢討一下中大在教學上使英文的現象，看看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中文校內大多數的學系，都相當廣泛地使用英語。英文系固然是全部英語，西洋音樂、宗教等學系恐怕也很少中文。其他學系裡，外國教師用英語自是不在話下，中國教師對著中國學生也往往用英語授課。讀物方面更不用說，不僅參考資料是英文的多，主要的教本也常常是英文的。我們禁不住要問：中大與港大還有甚麼分別呢？港大雖說是英文教學，但中國的文史哲各科也還用中文；反之，中大雖云中文教學，却也不要求教師用中文，只是由於中大教師之中華人比率較高，於是英文教學的情形未及港大普遍而已。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莫斯科大學用俄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但我們中大，校名上明擺著「中文」兩字，却在講授、習作、考試、閱讀各方面經常不用學生的母語。然而很多中大同事與同學覺得，這是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原諒的。他們指出，造成校內廣泛使用英語的現象，有許多原因。第一個是歷史原因：除了中國文史哲的研究在中國有傳統，因而歷來都用中文之外，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近百年來從西方移稙過來的，在中國沒有基礎，因此不但沒有足夠的中文書本與其他資料，連中大的專門詞彙也不夠作學術研究與討論之用。
其次，又有社會原因。贊成多用英語的人指出，英語是今天國際通用的語文：同學們畢業後，如要深造，十九會到說英語的國家去；如要就業，能講寫流利英語在香港社會上也大佔便宜─比方港大的學生比我們佔便宜不正是由於他們的英文比較好嗎？他們又指出，當初成立中大，原以為錄取的學生會以中文中學畢業為主，孰料十多年來本港中文中學教育日漸衰微，今天中大的學生大多數已是來自英文中學的了，這樣的學生，接受偏重英語的大學教育，比較更適宜。
第三個原因，是本校的特殊情況：中大有不少外國教員。英文系的同事是洋人為多；音樂系專任教員中，洋人的比率更高。其他許多學系都有些永久性質或訪問性質的外藉教師，這些教師雖佔少數，但對中文教育的阻碍很大，因為他們本身固然不能用中文講授，而由於中大考試中的多人閱卷制度，他們要參與評閱他人科目的考卷，於是往往要勉強那些考生用英文作答。
這些原因既然存在，即使大學當局明天就下令一切使用中文，也沒法執行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弄出足夠的教材與參考書，甚至不可能有夠用的中文專用詞彙。因此，有些人說，本校廣泛使用英文，是無可厚非的。
但這樣的想法，完全錯了。馬上在校在禁用英文是行不通的，不錯；但使用英文用得這麼廣泛而不知錯，便是忘記了中文教育的目標與使命，與中大創辦的旨趣背道而馳，這怎能說未可厚非？
在香港辦中文的高等教育，當然會遭遇到困難；辦學的人也應從一開始就了解到這些困難存在。我們要討論的是，這些困難是否不可克服？怎樣克服？而我們中大的當局與師生，又作了些甚麼努力？
（三）歷史原因
先說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難吧。上節已說過，除了中國的文史哲幾科，大學的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最近百年間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土」沒有根，我們沒有足夠的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甚至沒有齊全的中文詞彙。這是事實。
面對這些困難，可走的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不移植這些學問到中土，而叫中國人世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的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的，但這樣的中國的學術就遲了起步，我們的後代要罵我們。一個民族要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工作，這民族的學術成績早受了先天的限制。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一個民族如果有語文而長期使用外語作學術語文，那是很吃虧的，因為一方面，外語始終是外語，有母語的人無法使用得十足純熟，老是拿一件不利之器，怎能善其事？另一方面，長期用外文為學，母語又沒有機會成為學術語文。我們中國人如果想使英語純熟流利得像英、美、加、澳人一樣，除非是把我們的母語中文完全棄置不用，把中文完全忘記。但我們能不能做到？願不願去做？
這個道理，香港人比較難聽信。香港人吃的虧，說不定是英文太好了。有些人從幼稚園開始就學英文，習用語法純熟得很，口音也正確─正確得會去嘲笑印度人與馬來人的英語。以第二語言的標準看，他們的英語在某方面確實了不起，可是為這成績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沒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第一語言成為可以思考、辯論、創作的語言。而第二語言始終是第二語言，他們若與英美加澳受過同等教育的人相比，詞彙不夠豐富，表達方法不夠多，思想起來也不夠深刻周詳。他們能在雞尾酒會上模仿洋人，但真正要用智力思考時，他們的第二語言沒法讓他們天賦的聰明充份發揮，這時自覺不如洋人，民族自卑感就油然而生。這種感覺他們也許要否認，因為近年來高等華人已往往不肯自認不如洋人，不過他們蔑視其他華人總是遠過洋人的，是便是民族自卑感的鐵證。這種人對中文教育，一點與趣也沒有。
世界各地的先進國家，今天都用母語做學問。中古時代歐洲通行的學術語文是拉丁，各國共同一種語文，對於學術溝通本也有其方便之處，但文藝復興時大家都改用民族語文，以利教育與學術的發展。有個早期的德國哲學家說：「我要教導哲學說德國話！」我們也應該教導近代學術說中國話。
中國從前也曾教過佛學說中文。那時佛教初傳入中國，西域的僧人了解到若要中國人信佛，教義必須用中文來傳播，於是動手譯佛經；後來中國人想研究這種宗教，也到西域印度去留學，回國後亦譯經。經過了玄奘(唐三藏)等了不起的留學生做了翻譯移植的工作，佛學在中國便生了根，以後就開花結果。到了清代，西學東漸，中國人又開始做翻譯工作移植這些新學問。中大今天應該繼承這傳統，做這種工作。
任由教員用中文或英文教學是不夠的。要辦中文教育，須規定用中文教學，而且鼓勵教員翻譯專門詞彙與書藉，並用中文寫作。
（四）社會原因
次論社會原因。第二節提到，香港社會崇尚英語，中學生多趨向英文教育，今日英文中學的學生數目遠超過了中文中學的學生，而中大的學生也大多數來自英文中學。
這是事實，但中文是否因此就要轉而辦英文教育呢？如果要，學校當局應當向社會交待一下。
其實，儘管學生來自英文中學，中文的大學教育還是可以辦的。學生的母語究竟還是中文，而且在中學裏也還讀過中文來－否則他們也通不過入學試中的中文卷，中文母語既有相當基礎，只要在大學裏多做些練習，沒有理由不能中文來讀書研究的。反之，英文究竟是他們的第二語文，他們可以應付到某一程度，但大多數人都很難再進步的，而這個大家都達到的程度，還遠不是能夠深入思考問題的程度。這是我在中大十年觀察的結論。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走下坡，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中學是語文訓練的重要階段，因為中學生開始學思考，這時沒有把母語能力提高到可以充分思維與表達的程度，可說是終身的不幸。面對香港中文中學的衰落，中大做了些甚麼？當然，社會形勢是巨大的政治經濟與心理力量造成的，要想扭轉真是談何容易。但社會人仕曾對中大寄予熱望，他們有權問「中大想過辦法、出過力沒有？」中大是本港兩間官辦大學之一，不是毫無影響力的。
我們又聽見說，英文是非常有用的語文，同學們學好了，他留學深造，或者在本港政府部門與工商界求職，都極其有利。
這些話也不錯，但也不是不辦中文教育的理由。沒有人主張不學英文；英文是當今國際上最有用的語文，同學們當然應該把英文學好；我們只是主張把中文作我們的主要學術語文，做我們思維、學習、研究的工具。拉丁文從前是歐洲最有用的學術語文，為甚麼後來歐洲各國都改用自己的母語做學問？還有，難道中文學好了，英語就學不好的嗎？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文學好了，英文就不能閱讀、不能寫、不能說。無數的歐洲人能用英語，然而他們思考治事的語文是母語；也有很多中國人用中文為主，但亦能讀、寫、說英文。也許中國學生完全拋棄了中文而把精力時間全放在英文上，英文可以流利不少，但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慘重的，因為人的聰明才智用第二語文是發揮不盡的。
不論出洋留學，或在港求職於工商界與政府部門，某程度的英語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這程度一旦達到，英語是否漂亮，就遠不如沒有頭腦重要了。到研究院去固然要有頭腦，到工商界又何嘗不要？而培養思考能力，肯定是用母語有利。
（五) 外國教員
我們現在談中大的外國教員問題。前面第二節說過，這些外國教員是中文教育的障礙之一，因為他們不會中文，不能以中文講授與討論，也不能閱中文習作與試卷。
但中大的師生中，了解到外國教員為害本校教育的，似乎少得很。許多中國國同事眼見本地與外地教員待遇不同，覺得外國人佔盡便宜，很不公道，但也沒有認為外國教員於本校教育還還有別的害處。似乎大家都認為，有些學系的性質，自然是應該請外國教員來任教的；比方英文系，應該以英美教員為主，甚至沒有中國教員也沒所謂；至於一般的學系，也可以請些外國教員，因為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例有別處來的學人訪問的。
這兩點見解都錯了。先談第一點吧，那就是，英文系是否應當以英美教師為主，以英語授課，以英文做習作及考試。
我自己從前對這一點也毫不懷疑。猶記得頭一趟遇見一個學漢學的美國學生，當他說到美國大學裏是用英文講中國文學之時，我便頗有優越之感，因為覺得他們的中國文學程度，比不上我們中國學生的英國文學程度了。後來我到了美國，看見他們學德國與法國文學的研究生，都可以自由選擇用英文或德法文來寫論文，我才開始啟疑，因為這些研究生─在耶魯、柏克萊、哈佛唸書的─的德文法文造詣，肯定是不比我們中國大學生的英文差。再後我在美國大學裏頭教中國文學，學生當然都是用英文討論與寫論文，我發現他們的知識並不很廣，但往往很能議論，比我們學英國文學的同學�得多。我恍然大悟：他們在用他們的母語，那是一種經過十多年訓練、能夠思考與表達的純熟工具啊！
這點道理，我若不是有殖民地子民的心理作崇，早就該了悟的。我在大學裏唸英國文學時，所用的英國文學史就是兩位法國教授Legouis 和Cazamien合著，而由英國人譯成英文的。歐洲的著名學府向來都用自己的母語來研究英國文學，大學者如Taine, Cazamien, Digeon, Schlegel, Ten Brink, Siever, Praz等人，寫討論英國文學的書，用都是法文、德文、意文。我們可以相信，這些學者所以有成，與使用的母語大有關係。
日本人懂得這道理。他們用日文做學問；他們大抵能讀外文，（不能也不要緊，他們的翻譯工作做得很快），但不作興用外文寫作。前年美國的約翰遜學會到一本日文的集子，學會秘書初時莫名其妙，後來請教懂日文的人，乃知這一日本學者給一位專治約翰遜博士的老先生祝壽的集子，集內文章都是討論英國十入世紀文學。日本人說英語，一般都不大流利，香港人常會嘲笑這些「o架佬」的口音。據說物理學大家湯川秀樹的英語就很蹩脚。但是他們外語不流利的背面，正是他們學術的獨立。等到我們像他們那麼樣，能自己在本地培養出湯川這種諾貝爾獎金級的學者之時我們再自豪吧。
為甚麼研究外國文學也要用自己的母語呢？理由是，文學的探討，須有極其有效力的語文工具。研究外國文學，一方面需要相當的外文基礎，否則外文作品都看不通透；但到整理自己的感受時，就需要母語。我們閱讀之時，內心的感受與反應，是非常複雜的，矇矓隱晦，糾纏不清，自己都很難弄明白是怎麼回事；要把這些混沌一團的反應弄出條理，必需有很靈敏而且貼切的語言才有希望，深刻精微的文學，活動在人的心裡，在情感的源頭、靈魂的深處，在這兒，外文也許偶然會閃過，但經常出現的語言，怎會不是母語。
中大的學生既然都是中國人，中大的英文系自然應當用中文來討論、練習、與考試。因些，英文系也應當以中國教員為主。中國教員一方面能使用中文教學，另一方面又能在討論英美作品時引入中國人的感受性。文學的內容不是作者的作品，還是讀者的閱讀。以莎翁的戲劇為例，他那時代的人有一種看法，日後的英國人又有一種看法，而今日的英人、美人、歐洲各淢的人、亞洲各國的人，看法亦可不同。今日的英人如何欣賞莎翁，不必視為標準；甚至當年莎翁的儕輩如何欣，也不是唯一的法門。莎翁儕輩的看法，當然很得研究；但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最要緊的是莎翁對今天的我們還有沒有意義，以及我們帶着中國人的歷史文經驗、感受與眼光，能不能在莎翁作品裡嚐出味道、找到價值。這問題是要我們中國人才解答得了的。外國文學的欣與研究，多多少少總要採一個比較文學的途徑，才可能有成績與貢獻；倘若我們只懂得很奴順地模仿今日外國人的感受來閱讀，我們不可能像外國人得到那麼多，而自己又沒有特有的所得，怎能出人頭地？
即使在外文系裡教外語，也未必應當外外國人為主。在香港有個很普遍的見解，以為我們學英語的最終目標，是要說起來像英美人士，寫也寫得像英美人士，因此，英語教員當然以英美人士為上選。持這見解的人，沒有了解到，我們學英語是學一種外國語，一種第二語文，我們很難──而且也不必──期望講得寫得與受過良好教育的英美人士一樣好。而英美人士教別國人英語，也未必很理想，因為英語是他們的母語，他們不懂得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言文種種問題。最近十多年有些英美的大學開始研究「英語作為第二語文」的問題，也開了些「作為第二語文的英語教學法」（ＴＥＳＬ）的課程供學生選修，情形或稍有改善。但一種萬應的ＴＥＳＬ教學法也很難入信，因為把英語教給許多不同母語的人，應當用許多各自不同的方法才對。語言教學法再進一步時，教中人英語的方法，一定會聯繫中文，而運用許多比較與變換的方法。這種教法，恐怕還要中國教才能應付，因為英美人士懂中文的很少。今天的英語教學法其實很原始，那些英美教員不論到的是非洲、中東、或香港，都用那套教學法，而實際上是把英語當作母語來教，求學生把它當母語來學（「校內不得說本地土話」、「用英語來思想，不要在心裡翻譯」）學生的思考能力反正不是他們的責任。這種教學法早晚要淘汰的，但希望香港不是最遲淘汰的地方。
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都會有別處的學者來訪問、研究、與教學，這是真的。但這事實不能引為理由，以支持中大聘請外國教員的風。
（六）國際性的學府
我們拿中大的外國教員與真正具有國際地位的學府──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外國學者一比較，馬上會見到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分別，那就是：柏克萊的外國學者使用美學生母語教學，中大的?不用中國學生母語。到柏克萊外國學者，如果不能用英語講授與閱卷，就會覺得很抱歉。
英美的學者，如果去到巴黎或莫斯科大學，除了很特殊的情形，通常斷不會用英語教學。他們絕對不會在教授會議中要求大家都改說英語來將就他們。那一種學校不要求教員使用當地母語來教的？答案是誰都知道的：那是過去殖民地的學校。
「殖民地」一詞是要引發強烈情緒的，我們無意拿他來刺激人。我們的外國同事之中，開明的也不少，有舊式殖民者心態的大概並不多。他們應徵前來教書，校方既沒有要求他們用中文，他們之中可能有些人確實沒有想到?該用學生母語來教學。我們吃過種族主義的虧，並不提倡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假使有一位外國外國同事，看了這篇東西，同意這種議論，於是辭了中大的職，回國、失業、挨窮，我們也會很難過。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的界限的，不過，剝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剝奪他心智成長的權利，這句話，我們不能不說。
（七）大學當局的責任
推行中文的大學教育，是中文大學的任務。這個艱巨的責任，不僅學校行政當局要負起，全體師生也應共同努力。但解決問題的政策，是要由大學當局制定的，因為只有當局才有統籌辦事的能力。中大成立將近十五年，有人會說成績已是「有目共睹」了，但我們共睹的是什麼成績呢？一座座樓館建起來了，校園的花木種出來了，學位頒獎了。這些當然是成績，但算不算難能可貴？拿樓館來說吧，建築款項主要是由政府撥付的，少部分是由社會人仕捐助，這些社會人士，出於愛護中文教育之心，或者是希望服務社會而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捐起錢來踴躍得很，有時不待學校當局請求就自動捐了。所以，樓館建起來，不是學校當局的大功績。一所學校裡，往往是那些不能直接看見的東西，才是要緊的，比如學風、士風都是。假設中大能面對重大的困難而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中文中小學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是偉大的成就。
大學當局辦事並不缺乏魄力。改制也未嘗不遇阻力，但當局經過周詳計劃一往無前地完成了。再如所謂「雙元教育」、學校大旗大鼓而行，開了多少會，作了多才計劃、調整、調動？這些雙元教學的辦法，也許將來會證明大部分是行不通的，但目前雷厲風行的做法，表現出當局的決心。這種魄力拿了來推行中文教育，十五年來應當很有成績的。
中大如果決定要推行中文教育了，應當採取些什麼步驟呢？答案當然不必由這篇文章提出。當局應當也委出個研究會，由了解各學院和書院實況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議。但本文可以在反方面，提出一些要戒除的陋習。
頭一件陋是凡事以英文為主。目前中大的文告與其他的通訊，致學生時還會以中文，致同事時則以英文為主，有時附有中文譯文，有時不附。許多同事都有個印象，以為與校方通訊必須用英文，於是有些不諳英文的同事就要請人代筆。校方也許會解釋道，這是由於本校行政人員暢通英文的較多，打字的秘書也是能打英文的多。但這當然是過去招請職員時太偏重英文的結果；而且，現在要糾正這錯誤，也不是不可能吧？校內通訊雖不是教育的一部份，但是一所提倡中文教育的學府在行政系統中使用英文為主，給人的觀感很不好。
我們的同事常常說，在中大，中國教員是二等人，洋教員才是一等的。這一等二等之分，不僅見之於「海外待遇」與「木地待遇」的差別，更見之於語言之上：當中英文面對之時，中文例要退讓，有時退三舍還不止。中大的教職議是最好的例子，與會的英美人士總是少數，但會議一定用英文；只要有一位洋人在座，那伯其他九位或十九位都是中國人，也要說英語。中國教員一言不發坐完整個會議的情形相當的普遍，因為中國教員完全不懂英文的也許很少，但英語說不流利的不少。學者往往是內向的人未必長於說外語，即使留過學也如此。中大用英語開會，是給予外國教師發言權，而剝奪數目更多的中國教師的發言權。中大的會議所收集到的，是外國教師與一些英語流利的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其他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真正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見。
另一件要糾正的錯誤，是徵聘教員時，不要求應徵人能講能閱中文。我們雖不主張種族主義，但若栗辦中文教育，不能不在語文上劃界。能使用中文的外國教員─如Deeney 等，我們當然歡迎。倘使有學術界頂尖人物來訪，即使不懂中文，也可以偶然破例。但如果到來的洋人，學術成就平平，其至在外國根本沒資格教大學的，而到中大來永久性地任教，卻又不學中文‧‧‧‧‧‧
中大廣泛使用英語，有個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在香港華人之間很普遍的語言自卑感。香港人很多都以能用英語為榮，而不以不能用中文為恥；我們中大的行政人員與師生中，不能寫中文的為數不少，但人家批評他們中文寫不好之時，他們往往毫不介意，遠不如被人批評英文不漂亮時那麼不高興。有時中國教員對著中國學生上課，也用英語，理由是師生所用的方言不同。其實中國教員若不是在外國長大的，用英語授課必不如用中文發揮得盡致，而學生學聽國語雖會遭遇一些初時的困難，但長期來說，一定比用外語來學習上算；但師生都肯用英語，大抵總是由於雙方都不願承認自己的英語未夠好。再如校內用英語開會，同事們任由中家剝奪自己全部或部份發言權，也不抗議，恐怕也與此有些關係。這種心理不變，我們大學的前途很黯淡。
中文大學的成立，是香港政府決定的。香港政府事前一定向殖民部提出，得到殖民大臣的同意。這即是說，英國的殖民官吏，也承認殖民地人民有使用母語來受教育的權利。這是世界大勢所趨，世界各地都理解到母語的重要，理解到這是思考能力與獨立人格發展的所繫，是人權的一部份。要是我們中大繼續以英文為主，我們可以想像，英國的殖民官吏會聳起肩膀說：「這不干我們的事啦，這是他們中國人不要中文，要學我們說話」，而世界各地的人都會瞧我們不起，說我們比英國殖民官吏猶不如，說我們俯伏慣不肯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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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education/cu-debate/1977.htm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當英文被翻譯成中文
信報財經新聞 By 林沛理 2010-10-02
香港人的中文，娛樂性與喜劇感也許不及他們寫的英文，但觸目驚心的程度則猶有過之。最諷刺的是，港式中文有時比港式英文更合文法─英文的文法！比方說，我們經常讀到「慢慢地走」、「靜靜地躺着」和「不知不覺地做了什麼」，這個「地」字分明就是英文之中加在形容詞後面的字尾（suffix）─「ly」─的中文同義字或對應詞（equivalent）。其實中文的許多疊字，例如「緩緩」、「漸漸」、「徐徐」、「淡淡」和「悠悠」，本身已經是副詞，又何須加個「地」字去從中作梗、畫蛇添足？
還有那個經常在你耳邊響起的「們」字。在香港人心裏那本字典之中，「們」這個字等於英文之中的第十九個字母、構成名詞複數的那個「s」。於是「觀眾們」、「朋友們」、「學生們」、「老師們」和「選民們」之聲不絕於耳。你除了可以說句「阿們！」之外，還可如此？
當下港式中文最大的危機是，惡性西化得愈來愈似翻譯體，還要是惡劣的翻譯體。早已有人說過現代中文「無性不歡」─嚴重性、藝術性、思想性、可行性、敏感性……彷彿什麼複雜艱澀的概念，給它加了個「性」字，便會馬上變得明辨可懂。港式中文之中，有太多令人頭昏心煩的字眼，例如「被」。即使你絕少讀報和看雜誌，只要留心聽電視和廣播，就會發現「被」這個字之避無可避。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文的被動態是不言而喻的。「錢花光了」，誰都明白，偏要寫成「錢被花光了」是貽笑大方。在這方面，大陸人比香港人機靈，他們發明了「被自殺」這句流行語，將「被」這隻咬得動詞癢癢難受的跳蚤，放入睜大眼睛說瞎話的腐敗官員的衣褲，令他們醜態百出。
香港人寫的中文，愈來愈不像中國話，甚至不像話。香港政府不但未能撥亂反正，反而做了這種不中不英、非驢非馬的「譯文體」的領頭羊，以一種「語文的無政府主義」來淹沒中文的優美。所謂「語文的無政府主義」，就是「只要我喜歡，怎麼寫都可以」。最近民政事務局發出的《香港應否申辦2023年亞洲運動會？》諮詢文件（其實是立場書），就是顯例。
文件以中文先行，英文殿後，這當然是一種九七之後的「政治正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裏面的中文是英文的翻譯。第一句「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給香港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分明是英文「The hosting of the East Asian Games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Hong Kong's athletes, for the games organizers and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的劣譯。如果改為「香港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獲益良多」，就會似中國話得多。
這份由真翻譯體寫成的假諮詢文件，毛病當然不止這個。頓號當逗號用、分不清「不同」與「多個」、「鞏固」與「建立」的分別；消化不良的字句；生澀含混的文理；以及氣急敗壞、毫無節奏感的語氣，都是翻譯體信手拈來的毛病。這類寫作建基於一種英文與中文的從屬，甚至主僕關係，完全反映了作者的文化自卑感。所以我常常說，要了解香港人的殖民歷史和殖民情結，以及他們對其殖民地主人的依依不捨，又何須保留天星和皇后碼頭，只要讀一讀政府的公文就馬上一目瞭然。
從這一點可見，英國撤出香港十三年，香港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仍然深受一種新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東方學的鼻祖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知識與權力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的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帝國主義者對知識的界定、壟斷和分配，是他們能夠在殖民地實施有效管治的關鍵。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不僅制定了為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還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系。在這個等級體系內佔據最高層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為它是殖民地主人的語言。作為一種施展權力、實施控制和彰顯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根本無可取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學生家長千方百計要讀英文中學，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帝國主義產生的「文化後果」。英文是一種「超級語言」（super language） ，甚至語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常識。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改變殖民地的語言生態（linguistic ecology），在香港再次得到明證。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人該如何學好中文？
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林沛理
香港人的中文，娛樂性與喜劇感也許不及他們寫的英文，但觸目驚心的程度則猶有過之。最諷刺的是，港式中文有時比港式英文更合文法─英文的文法！比方說，我們經常讀到「慢慢地走」、「靜靜地躺着」和「不知不覺地做了什麼」，這個「地」字分明就是英文之中加在形容詞後面的字尾（suffix）─「ly」─的中文同義字或對應詞（equivalent）。其實中文的許多疊字，例如「緩緩」、「漸漸」、「徐徐」、「淡淡」和「悠悠」，本身已經是副詞，又何須加個「地」字去從中作梗、畫蛇添足？
還有那個經常在你耳邊響起的「們」字。在香港人心裏那本字典之中，「們」這個字等於英文之中的第十九個字母、構成名詞複數的那個「s」。於是「觀眾們」、「朋友們」、「學生們」、「老師們」和「選民們」之聲不絕於耳。你除了可以說句「阿們！」之外，還可如此？
當下港式中文最大的危機是，惡性西化得愈來愈似翻譯體，還要是惡劣的翻譯體。早已有人說過現代中文「無性不歡」─嚴重性、藝術性、思想性、可行性、敏感性……彷彿什麼複雜艱澀的概念，給它加了個「性」字，便會馬上變得明辨可懂。港式中文之中，有太多令人頭昏心煩的字眼，例如「被」。即使你絕少讀報和看雜誌，只要留心聽電視和廣播，就會發現「被」這個字之避無可避。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文的被動態是不言而喻的。「錢花光了」，誰都明白，偏要寫成「錢被花光了」是貽笑大方。在這方面，大陸人比香港人機靈，他們發明了「被自殺」這句流行語，將「被」這隻咬得動詞癢癢難受的跳蚤，放入睜大眼睛說瞎話的腐敗官員的衣褲，令他們醜態百出。
香港人寫的中文，愈來愈不像中國話，甚至不像話。香港政府不但未能撥亂反正，反而做了這種不中不英、非驢非馬的「譯文體」的領頭羊，以一種「語文的無政府主義」來淹沒中文的優美。所謂「語文的無政府主義」，就是「只要我喜歡，怎麼寫都可以」。最近民政事務局發出的《香港應否申辦2023年亞洲運動會？》諮詢文件（其實是立場書），就是顯例。
文件以中文先行，英文殿後，這當然是一種九七之後的「政治正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裏面的中文是英文的翻譯。第一句「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給香港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分明是英文「The hosting of the East Asian Games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Hong Kong's athletes, for the games organizers and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的劣譯。如果改為「香港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獲益良多」，就會似中國話得多。
這份由真翻譯體寫成的假諮詢文件，毛病當然不止這個。頓號當逗號用、分不清「不同」與「多個」、「鞏固」與「建立」的分別；消化不良的字句；生澀含混的文理；以及氣急敗壞、毫無節奏感的語氣，都是翻譯體信手拈來的毛病。這類寫作建基於一種英文與中文的從屬，甚至主僕關係，完全反映了作者的文化自卑感。所以我常常說，要了解香港人的殖民歷史和殖民情結，以及他們對其殖民地主人的依依不捨，又何須保留天星和皇后碼頭，只要讀一讀政府的公文就馬上一目瞭然。
從這一點可見，英國撤出香港十三年，香港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仍然深受一種新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東方學的鼻祖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知識與權力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的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帝國主義者對知識的界定、壟斷和分配，是他們能夠在殖民地實施有效管治的關鍵。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不僅制定了為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還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系。在這個等級體系內佔據最高層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為它是殖民地主人的語言。作為一種施展權力、實施控制和彰顯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根本無可取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學生家長千方百計要讀英文中學，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帝國主義產生的「文化後果」。英文是一種「超級語言」（super language） ，甚至語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常識。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改變殖民地的語言生態（linguistic ecology），在香港再次得到明證。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人該如何學好中文？
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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