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性文化·人口·民族兴衰
--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11-26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154

一、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美国作者Philip Longmanz（菲利普·朗曼）在他的《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写道：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首次出现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胁著现代社会。

罗马时代是奴隶制繁荣时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使罗马物质生活高度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文明。大量的财富、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精神和文化生活中，从而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上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涌现了塞内加等著名哲学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罗马帝国的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那么辉煌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的事层出不穷。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而受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的不孕。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逐减。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征服阿兰国。阿兰国西边的森林里住着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两个日耳曼人蛮族部落联盟。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没有文字，没有礼仪。公元374年，匈奴人向西征服东哥特人，驱赶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又打击近邻的各日尔曼部落。匈奴人的这次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驱动起来，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地方避难，作为同盟者为罗马帝国御边。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增加快速，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由于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罗马帝国的人口却一直在减少。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不够，奴隶起义不断兴起，外族不断入侵，只好由日尔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古罗马的军事组织能力，逐步取得充当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东西罗马395年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演进了自身的发展史（拜占庭帝国），西罗马成为蛮族的目标。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贡品，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三天。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

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为了挽救西罗马帝国，在468年出动海军远征，但遭到惨败。

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彻底崩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罗马却是在短时间就被毁灭的。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归纳成一点：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失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逆淘汰。正如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这段长达一千年的历史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欧洲商业发展曾一度中断，恢复蛮族以物易物的方式）、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中世纪时期少有继承希腊、罗马传统的工艺，就算有也都呈审美上与制工上的倒退。失传的也包括罗马帝国的避孕术。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知道任何避孕的方法，直到18世纪还未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基督教于公元１至２世纪传入罗马，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间，在基督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一时容易被许多人所接受。罗马帝国先对基督教残酷迫害，后来又加以利用，于公元４世纪定为国教。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信仰耶稣的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的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基督教对古罗马淫乱风潮矫枉过正，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禁欲的观念，在西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性活动只有在婚姻之内，并且直接与生殖有关才是正常的。基督教会竭力提倡男上女下的前入位的性交姿势，因此这种姿势又被称为“传教士式”。同时，教会还推行一种特别设计给女人上床时穿的内衣，它非常笨重，只在下方适度部位开了一个洞。这样使性交时接触最少，性快乐也降至最低限度，但可以让妻子怀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但享乐主义其后在欧洲又有抬头，在法国追求享受并采纳马尔萨斯人口论控制生育的时候，英国却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生育率居高不下。这种不对称的人口政策使得英国人口剧增，从而主导了历次产业革命。

20世纪席卷西方的性解放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继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同性恋婚姻、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后，荷兰2001年又在“毒品事业上”也创造出一个世界第一，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都可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判刑。

可见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欧洲重演：　
1、罗马帝国因为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生孩子没有利益，养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现在欧洲建立起社保制度，并且由于掌握高层产业链，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生孩子无用论”兴起。
2、古罗马和现代欧洲都因为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2、古罗马因为公共娼妓制和同性恋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现在欧洲因为“性解放”而使得无效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减少。
3、现在欧洲国家避孕措施和技术比古罗马要发达。
4、古罗马人因为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不孕；现在欧洲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毒品等导致不育不孕。
5、古罗马因为生育率降低、适龄军人不足而雇用蛮族军队，蛮族因为大量移民和高生育率而使得人口大增；现在欧洲因为生育率降低、劳动力短缺而引进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穆斯林移民，穆斯林高生育率将改变欧洲民族结构。法国出现穆斯林暴乱（巴黎“二战”以来最大的一起骚乱）；“丹麦漫画”事件更是席卷欧盟，多国政要不但不敢维护西方国家一直坚守的“言论自由”，反而不得不向穆斯林社团道歉。

美国由于1980年代以来在回归基督教生育文化上获得了一些成功，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

看来古代风水学还是有道理的，一方山水养活一方的人，有什么样的风土就有什么样的人情，就会诞生什么样的文明。曾经孕育过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大陆，也孕育了近代西方文明，然后在辉煌数百年后都因为贪图享受，淫乱、同性恋、毒品泛滥，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文化面临消亡。

类似的风水学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四川。俗语说“少不入川，老不离蜀”，四川是一个消闲而舒适的地方，这里的民风闲散，有是说年轻时候住在川中会使人消磨得失去了锐气和进取心，耽溺在饮食男女里，而老者在这里刚适合，看破了世间之事，洞晓了人生真谛，刚好利用后面的时光来弥补少年时候的峥嵘和磨去红尘里的气息。汉唐以来四川文人辈出，比例可能仅仅次于江浙，整个文化氛围过于文弱，可能是两次遭受屠川的原因。两次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0%。元朝蒙古屠川后，湖广省（现湖南、湖北两省）移民入川，短时间带来“尚武”的民风，但是一百多年后民风又变得闲散，文脉刚恢复，结果又遭到张献忠和清军的屠川。清朝大量的移民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奠定了现代四川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尤其是湖南、湖北的移民文化给四川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尚武”的底韵。整个清朝时期四川文人很少，但武将却空前的多；后面国共两党中川籍将领占很大比例。然而，现在四川、重庆又成为中国最为悠闲的地方。

二、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东西方历史有些相似。与西方强大的罗马帝国同期的是中国强大的汉朝。汉末、魏晋时期，往往被今人形容为一个人性觉醒、思想解放的时代。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药（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尽情享受声色，崇尚空谈和阴柔美，玄学兴起。好男色，“狎昵娈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美男子潘岳每次乘车出游，女人们不但围追堵截他，还争相向他丢水果，每每满载而归。“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儒家东晋史家干宝《搜神记》卷七：“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干宝评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干宝将这些现象与一系列其他怪异等量齐观，视为西晋败亡之兆，“胡狄侵中国之萌”。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江统著《徙戎论》，文中提到“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很多地方人口超过汉族。

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到公元306年，共持续16年），各派皇室宗亲和军阀们为了争夺权利，竞相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军队，大批蛮族部族潮涌般冲入华夏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带。一方面是淫乱、礼崩乐坏的西晋王朝，一方面是剽悍的胡风。在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游牧民族在人口上占有绝对多数。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史称“五胡乱华”。

干宝《晋纪总论》谴责西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礼法刑政，於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应詹在给元帝上疏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五胡乱华”导致文明逆淘汰，但是庆幸的是大量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东晋偏安江南，保存了文明。《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而五胡互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甚至从此消亡），北方的汉族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最终控制了局面。

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270年的分裂，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创造了辉煌的隋唐文明。而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而查理曼王朝的文明复兴也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中国的人口优势避免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1、汉朝由于人口优势，能够驱逐部分匈奴，否则后面五胡乱华的结局可能要改写。
2、西晋五胡乱华时候，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南渡建立东晋，保留文明，北方也还有相当的汉人进行抵抗；而罗马帝国由于人口太少而不能抵御大量涌入的日耳曼人。
3、隋文帝凭借汉族人口优势重新统一中国。

日耳曼蛮族灭亡罗马帝国，五胡乱华，蒙古灭宋，满族灭明，都是文明的逆淘汰。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也是突然走向败落的。就是说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可以突然倒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后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

中世纪时期，欧洲禁欲思想占主流。中国宋朝兴起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影响元明清三代。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性解放。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因为家庭模式的改变，欧洲大陆生育率开始降低，但是只有英国（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却仍然禁欲，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两不误，从而在后面的历史上扮演主角。

中国五四运动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毛泽东时代却又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一方面建立起工业基础，一方面繁衍了人口，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不误。毛泽东时代连妓女都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是大问题，有利于人口再生产。俄罗斯、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在1960年代堕胎与出生比高达4：1，而中国却几乎没有堕胎。但是由于当时城市人口开始增加，经济因素使得城市人口自发减少生育，抵消了妓女消失所引起的生育增加，因此整体上毛泽东时代生育率仍然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死亡率的降低，儿童夭折率降低，提高人口再生产的效率。毛泽东时代繁衍的人口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1979年之后，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又变本加厉地在中国重演。中国对性的控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低。魏晋时代毕竟还有一些礼教的束缚，只是束缚有所松动，并且缺乏避孕措施使得不敢过度纵欲，并且当时淫乱主要发生在上层，老百姓受影响比较少。现在的性革命已经是全国化，各个阶层都受到影响，扩展之广，传播之快令人惊讶。与此相对应的是令学者和官员都不敢相信的超低生育率。

三、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从古罗马（魏晋）的淫乱，到清教徒的出现、中世纪的黑暗（宋明理学），又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禁欲，到20世纪又来个“性革命”、“性解放”，纵欲和禁欲总是这么反反复复。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明的更替。就古代来说，中国是最大的收益者，因为人口众多，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独领风骚上千年。就近代来说，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要算16世纪的400万埋头生孩子的英国人，现在已经繁衍成2亿多人口，主导全球历史长达两百多年，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主导世界历史。

文明中心总是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20世纪之前是英国主导世界，随着英国人口移民美国，20世纪后随着美国人口的激增，美国开始主导世界格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北宋以前河南人文荟萃，因为河南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人口大省，政治中心，当然出人才；宋元明三代，江西人才辈出，科举考试中及第的人数名列全国前三名之内，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说法，那是因为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是人口大省，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其人口数量比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总和还要多；湖南晚清之后才人才济济，独领风骚，但是此前出人才不多，那是因为湖南到清朝初年都还是人口稀少，并在明初、清初还两次大量移民到四川，出什么人才？江浙一直是中国人口大省，也就一直是人才荟萃。随着人口的中原填江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文脉也在变动。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是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现代化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 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 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原文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31835.shtml

有个人说。。。

有个人说：三聚氰胺我们一定要严查到底！于是赵连海被判两年半。

有个人说：汶川地震我们一定要严查到底！于是谭作人被判五年。

有个人说：政治改革我们一定要至死方休！于是刘晓波被判十一年。

图片来源：http://img.ly/2pm8

附：
1） 赵连海案刑事判决书 （京大检刑诉[2010]0043号）
2）谭作人案一审判决书 （（2009）成刑初字第273号）
3）刘晓波一审判决书 （（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号）
4）立法会辩论视频

货币与黄金

图1. 来源：罗耕《信报财经新闻》 2010-11-12 

文盲注：图1除了已经红色标出的数字错误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它持有巨额外汇而对应发行的(2010年第三季这一数字对应的是19.5万亿人民币)，也就说央行保证兑付发行中的人民币的主要资产是外汇而不是黄金，这一点可能非常不同于表中相比较的其它各国（比如美国本身）。但是这又有另一个问题：三季度末流通中的货币只有4.6万亿人民币，凭外汇储备兑付就已经绰绰有余，检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即使算上公司存款后的“储备货币”负债，外汇储备仍然足以应付，事实上央行负债中有三成是发行的债券和政府存款。总之，表上的比较过于简单化，无法得出哪国货币“含金量”更高。要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应当仔细考查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而后才能作出适当的评估。



  图2. 来源：罗耕《信报财经新闻》2010-11-11 

文盲注：图2用黄金的年产量同GDP产量直接相比不大合适，因为两者性质不同，黄金可以积累，一旦生产出来就可以一直循环流通，基本上不会消失（约10%的工业消耗）；而GDP没有这些性质，更像是一个“流水量”。所以要么用黄金存量数据同GDP总量比较，要么把历年黄金产量同历年GDP增量相比较，这样才有意义。比如下图：

周其仁的阴险和刘鹤的歹毒--简评最近两则财经新闻

简评《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推农产品上涨》

央行超发货币不是百姓收入低下无法忍受通胀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被少部分资本阶级垄断，利润被资本家们攫取，工人工资低下，财富分配已经两极分化。--这是宪法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

央行发行的货币大多是用来刺激资本投资（如宽松贷款利率，房地产贷款，刺激了房地产投机猖獗。90年代以后，金融业主要为大资本服务，普通民众如工人农民要贷款，何其困难？），因此大多流入资本家阶级手中，资本家阶级吃喝玩乐过皇帝生活都消费不完这些货币资本，于是这些剩余资本投机炒作绿豆等副食品，引发了通胀。

如果央行发行的货币通过计划经济体系（如80年代给工人普遍加工资）流入普通百姓手中，如果没有资本家投机，即便是货币增发使物价有所上涨，也不会对老百姓生活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百姓的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私有化市场经济资本炒作下，物价上涨了，但是百姓工资收入没提高，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所以，通胀的原因在于经济所有制的结构，在于在私有化与市场化经济环境下，央行发行的货币大多都流入资本家手中，被资本家阶级控制。

周其仁、谢国忠、吴晓灵等人不去追究私有化市场经济的病根，不想办法增加资本家的税收增强政府财力建设福利社会，甚至不主张限制资本家对食品的投机行为，却借通胀说事，鼓动央行进一步市场化与独立权，鼓动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

周其仁们认为，因此投机资本存在，因此要将石油、电力、铁路进一步私有化，让资本家投机资本进入。这就是改革出了问题要靠深化改革解决的白痴逻辑：投机资本出了问题，不去限制资本投机、限制市场副作用，反而要进一步放纵扩大资本投机来解决。

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者试图让国内外的资本家的投机资本进入石油、煤炭、电力等领域，其结局最终只能是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与更超级、更全面的通货大膨胀。

周其仁、谢国忠、吴晓灵等人充分暴露出了资本家走狗的本质，其用心何其阴险，其智商又是何其低下。


简评《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众所周知，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建设五有社会，消除两极分化。是党中央近期的重要主张。而刘鹤，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却通过批判民粹主义，试图阻击破坏五有社会的建设。“十二五”规划让新自由主义分子主导和实施，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必然被架空。

刘鹤文章中说：
“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不断动荡，不停地印钞票，引起超级通货膨胀(super inflation)，导致资本外逃，经济长期大起大落，教训非常深刻。”

刘鹤所言真是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其实拉美问题的症结恰恰是刘鹤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外资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
详见：
http://www.baidu.com/s?bs=%B8%DF%CA%A2&f=8&wd=%C0%AD%C3%C0+%D0%C2%D7%D4%D3%C9%D6%F7%D2%E5+site%3Awyzxsx.com

拉美的国企被私有化，国家财富生产资料甚至银行都被跨国垄断资本控制，政府哪来的财力搞社会福利？正是由于社会两极分化，很多拉美政客想搞投机给民众许诺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但是这些政客又不敢像查韦斯那样把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因此没办法解决社会福利。

刘鹤之所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之所以曲解拉美教训，认为拉美问题是民粹主义，连基本逻辑都没有，其目的是进一步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进一步维护新生资产阶级暴富阶层的利益。刘鹤之类歹毒意图就是，通过攻击所谓民粹主义来阻击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福利社会，扭转两极分化趋势的努力。因为要搞社会福利，必须消灭新生暴富阶层新生大资本家，最起码也得加大对他们的税收，否则福利社会无从建起。刘鹤为了替暴富阶层服务，可谓绞尽脑汁，赤裸上阵，连基本逻辑都不顾了，连党章、宪法都要抛弃。

看看刘鹤的介绍：刘鹤，58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参与过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对国家制定长期规划的工作可谓知之甚深。刘鹤本人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起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组织，这个论坛网络了中国全部新自由主义学者，如吴敬琏、樊纲、周其仁、张维迎、楼继伟、易纲等人就是其中的骨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私有化、两极分化严重，外资控制了大部分产业，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逐渐面临崩溃，“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对此“功”不可没。

刘鹤之类新自由主义学者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到何时？

富豪补贴与妓女罚款

卢麒元

笔者提出税改而非政改，很多人并不认同。笔者的这一观点，凝聚了我们这一代人痛苦的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主次问题、次序问题、路径问题，这是一个真假问题。

很多年轻人未必真正了解政改的含义。政改表面上是政治权利的再分配，而本质上仍然是经济权利的再分配。国家经济权利的再分配，核心在财政。财政的焦点在税政。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反腐败唯一的出路也在税政。税政清明则政治清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可以说，税改是政改的一个子集。税改本身就属于政改。全世界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无一不是从税改入手。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全部是因税改而起，并且都是以税改完成而终结。没有税改的政改，不过是沐猴而冠。拉美和东南亚的政治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道理并不复杂：人权最现实的表达就是劳动收入权和财产持有权。而公平税赋正是对两权的最终法律认证。

为什么有些人怕税改而不怕政改？因为，税改的第一件事，就是证明你收入的合法性和财产的合法性。它将使所有不道德和不合法行为大白于天下。而政改，通常是一种混乱的换主游戏，这往往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道德焰火，它根本无助于改变普通国民的悲惨命运。五彩斑斓的焰火，根本无法代替太阳；五彩斑斓之后，夜色将更加昏暗。所以，幼稚的民族才会折腾政改，而绝不愿意触动税改。

中国的税政荒唐到了何种程度？举两个现实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富豪补贴。当然，他们会说那不是补贴，而是奖励。这真的很搞笑，奖励富豪岂不是更加荒唐吗？我们只问一句话，那是不是纳税人的钱？谁给你的权力，用穷人的纳税，去奖励富豪的？富豪补贴虽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绝非个案。类似的各种逆向转移支付行为，遍布两级政府的财政收支。

第二个例子，就是妓女罚款。新领导上任，一说整顿社会秩序，就会立即拿妓女开刀。数以百万计的人，当然无法关起来。所以，罚款。妓女收入是一种事实上的“血泪财政”。她们用自己的尊严和身体，代替政府财政部门，实现了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她们在履行本应由政府履行的税收职能。

这两个例子很极端。抢穷人的钱；给富豪送钱。这就是某经济特区的“德政”。

很难想象，这个特区如果进行了政改，会不会抢富豪的钱，会不会给穷人送钱。听上去，这不太像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政改。老实说，这属于社会主义革命。难道是他们会在经济特区搞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吗？
税政之上是财政，财政之上是国家机器。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不改最下面的，要改最上面的。不解决身体的内在问题，而不停的在表情上下功夫。这是不是显得有一点儿假？

大政治家懂得，风起于青萍之末。大政治家明白细微之处见精神。
所谓调整经济结构，所谓转变发展方式，所有的允诺都必然涉及税政。敢动税政者，才是真正有勇气政改的政治家。税政不改，一切都不过是在忽悠。

税改改什么？一句话：由单纯的劳动赋税，转向劳动与资本赋税并重。也就是由单纯的向穷人征税，转向向穷人和富人共同征税。请注意，公平税赋，乃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特征。当然，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在公平税赋无法实现的特殊历史时期，奉劝大家先不要提政改，先去试一试推动税改吧。

税改是政改的试金石。税改的前提是收入与财产的公开与透明。登山的准备都没有，却大话西游，说什么要去登天？这是不是太侮辱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了！

当然了，不搞税改也可以。凡事总应该有一个底线。最低限度，不要再抢穷人的钱了，不要再给富豪送钱了。

不知道，这个最低限度，算不算是“包容性增长”？

注：读者们有兴趣，可以阅读笔者的旧作《苏联解体十年祭》、《共和国的希望不在街上》、《中国第一部预算案百年祭》。前苏联政改过去二十年了，前苏联解体后，所有新建立的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财政金融制度。政改真的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不反对政改，我是惧怕再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mhwx.html

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孫述宇（明報月刊，1977年）【作者為中文大學翻譯系創辦人】

　　（一）中大的使命

　　中文大學是為甚麼目的而創立的呢？中大有甚麼使命呢？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很需要重新問一下。
　　
　　中文大學之創立，並不僅僅是籠統地給本港中學畢業生受大學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受到以中文來傳授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這一點我們要記得很清楚。假使當初只是為了使本港中學生多一些入大學的機會，根本不必創辦中文大學，只須把香港大學擴充，或者在九龍新界設立港大分校，就可以解決問題。中文大學之所以叫做香港中文大學，而不叫做港大沙田分校或甚麼別的大學，就是因為這學校所要提供的不僅是高等教育，而且是中文教育。中大創立之前，社會上己有很具代表性的輿論，要求辦一所大學，使本港的中文中學生能受到合適的高等教育；香港政府接納了這要求，於是辦了中大。本港中文中學的聯會一向都有派代表參加中大與成員學院的若干研究與決策機構，如董事會、入學試委員會等。

　　要辦中大教育，自然要用中文，可是中大在這十多年來却常常不用中文。校內教職員的各種會議，十九是用英語發言，用英文紀錄的；校方致教職員的文件也是以英文為主，有時附中譯文，有時不附。教育方面，學校當局並不強調要用中文，因為教員可以自由使用任何語言來上課，而且學校在招聘教員時，也不規定應徵人須能以中文授課。今天，中大名字上的「中文」二字，並沒有多少意義的。

　　（二）英文教育的現象與成因

　　讓我們先檢討一下中大在教學上使英文的現象，看看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中文校內大多數的學系，都相當廣泛地使用英語。英文系固然是全部英語，西洋音樂、宗教等學系恐怕也很少中文。其他學系裡，外國教師用英語自是不在話下，中國教師對著中國學生也往往用英語授課。讀物方面更不用說，不僅參考資料是英文的多，主要的教本也常常是英文的。我們禁不住要問：中大與港大還有甚麼分別呢？港大雖說是英文教學，但中國的文史哲各科也還用中文；反之，中大雖云中文教學，却也不要求教師用中文，只是由於中大教師之中華人比率較高，於是英文教學的情形未及港大普遍而已。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莫斯科大學用俄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但我們中大，校名上明擺著「中文」兩字，却在講授、習作、考試、閱讀各方面經常不用學生的母語。然而很多中大同事與同學覺得，這是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原諒的。他們指出，造成校內廣泛使用英語的現象，有許多原因。第一個是歷史原因：除了中國文史哲的研究在中國有傳統，因而歷來都用中文之外，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近百年來從西方移稙過來的，在中國沒有基礎，因此不但沒有足夠的中文書本與其他資料，連中大的專門詞彙也不夠作學術研究與討論之用。
其次，又有社會原因。贊成多用英語的人指出，英語是今天國際通用的語文：同學們畢業後，如要深造，十九會到說英語的國家去；如要就業，能講寫流利英語在香港社會上也大佔便宜─比方港大的學生比我們佔便宜不正是由於他們的英文比較好嗎？他們又指出，當初成立中大，原以為錄取的學生會以中文中學畢業為主，孰料十多年來本港中文中學教育日漸衰微，今天中大的學生大多數已是來自英文中學的了，這樣的學生，接受偏重英語的大學教育，比較更適宜。
第三個原因，是本校的特殊情況：中大有不少外國教員。英文系的同事是洋人為多；音樂系專任教員中，洋人的比率更高。其他許多學系都有些永久性質或訪問性質的外藉教師，這些教師雖佔少數，但對中文教育的阻碍很大，因為他們本身固然不能用中文講授，而由於中大考試中的多人閱卷制度，他們要參與評閱他人科目的考卷，於是往往要勉強那些考生用英文作答。

　　這些原因既然存在，即使大學當局明天就下令一切使用中文，也沒法執行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弄出足夠的教材與參考書，甚至不可能有夠用的中文專用詞彙。因此，有些人說，本校廣泛使用英文，是無可厚非的。

　　但這樣的想法，完全錯了。馬上在校在禁用英文是行不通的，不錯；但使用英文用得這麼廣泛而不知錯，便是忘記了中文教育的目標與使命，與中大創辦的旨趣背道而馳，這怎能說未可厚非？
在香港辦中文的高等教育，當然會遭遇到困難；辦學的人也應從一開始就了解到這些困難存在。我們要討論的是，這些困難是否不可克服？怎樣克服？而我們中大的當局與師生，又作了些甚麼努力？
　　
　　（三）歷史原因
　　先說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難吧。上節已說過，除了中國的文史哲幾科，大學的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最近百年間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土」沒有根，我們沒有足夠的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甚至沒有齊全的中文詞彙。這是事實。

　　面對這些困難，可走的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不移植這些學問到中土，而叫中國人世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的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的，但這樣的中國的學術就遲了起步，我們的後代要罵我們。一個民族要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工作，這民族的學術成績早受了先天的限制。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一個民族如果有語文而長期使用外語作學術語文，那是很吃虧的，因為一方面，外語始終是外語，有母語的人無法使用得十足純熟，老是拿一件不利之器，怎能善其事？另一方面，長期用外文為學，母語又沒有機會成為學術語文。我們中國人如果想使英語純熟流利得像英、美、加、澳人一樣，除非是把我們的母語中文完全棄置不用，把中文完全忘記。但我們能不能做到？願不願去做？

　　這個道理，香港人比較難聽信。香港人吃的虧，說不定是英文太好了。有些人從幼稚園開始就學英文，習用語法純熟得很，口音也正確─正確得會去嘲笑印度人與馬來人的英語。以第二語言的標準看，他們的英語在某方面確實了不起，可是為這成績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沒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第一語言成為可以思考、辯論、創作的語言。而第二語言始終是第二語言，他們若與英美加澳受過同等教育的人相比，詞彙不夠豐富，表達方法不夠多，思想起來也不夠深刻周詳。他們能在雞尾酒會上模仿洋人，但真正要用智力思考時，他們的第二語言沒法讓他們天賦的聰明充份發揮，這時自覺不如洋人，民族自卑感就油然而生。這種感覺他們也許要否認，因為近年來高等華人已往往不肯自認不如洋人，不過他們蔑視其他華人總是遠過洋人的，是便是民族自卑感的鐵證。這種人對中文教育，一點與趣也沒有。

　　世界各地的先進國家，今天都用母語做學問。中古時代歐洲通行的學術語文是拉丁，各國共同一種語文，對於學術溝通本也有其方便之處，但文藝復興時大家都改用民族語文，以利教育與學術的發展。有個早期的德國哲學家說：「我要教導哲學說德國話！」我們也應該教導近代學術說中國話。

　　中國從前也曾教過佛學說中文。那時佛教初傳入中國，西域的僧人了解到若要中國人信佛，教義必須用中文來傳播，於是動手譯佛經；後來中國人想研究這種宗教，也到西域印度去留學，回國後亦譯經。經過了玄奘(唐三藏)等了不起的留學生做了翻譯移植的工作，佛學在中國便生了根，以後就開花結果。到了清代，西學東漸，中國人又開始做翻譯工作移植這些新學問。中大今天應該繼承這傳統，做這種工作。

　　任由教員用中文或英文教學是不夠的。要辦中文教育，須規定用中文教學，而且鼓勵教員翻譯專門詞彙與書藉，並用中文寫作。

　　（四）社會原因

　　次論社會原因。第二節提到，香港社會崇尚英語，中學生多趨向英文教育，今日英文中學的學生數目遠超過了中文中學的學生，而中大的學生也大多數來自英文中學。

　　這是事實，但中文是否因此就要轉而辦英文教育呢？如果要，學校當局應當向社會交待一下。

　　其實，儘管學生來自英文中學，中文的大學教育還是可以辦的。學生的母語究竟還是中文，而且在中學裏也還讀過中文來－否則他們也通不過入學試中的中文卷，中文母語既有相當基礎，只要在大學裏多做些練習，沒有理由不能中文來讀書研究的。反之，英文究竟是他們的第二語文，他們可以應付到某一程度，但大多數人都很難再進步的，而這個大家都達到的程度，還遠不是能夠深入思考問題的程度。這是我在中大十年觀察的結論。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走下坡，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中學是語文訓練的重要階段，因為中學生開始學思考，這時沒有把母語能力提高到可以充分思維與表達的程度，可說是終身的不幸。面對香港中文中學的衰落，中大做了些甚麼？當然，社會形勢是巨大的政治經濟與心理力量造成的，要想扭轉真是談何容易。但社會人仕曾對中大寄予熱望，他們有權問「中大想過辦法、出過力沒有？」中大是本港兩間官辦大學之一，不是毫無影響力的。

　　我們又聽見說，英文是非常有用的語文，同學們學好了，他留學深造，或者在本港政府部門與工商界求職，都極其有利。

　　這些話也不錯，但也不是不辦中文教育的理由。沒有人主張不學英文；英文是當今國際上最有用的語文，同學們當然應該把英文學好；我們只是主張把中文作我們的主要學術語文，做我們思維、學習、研究的工具。拉丁文從前是歐洲最有用的學術語文，為甚麼後來歐洲各國都改用自己的母語做學問？還有，難道中文學好了，英語就學不好的嗎？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文學好了，英文就不能閱讀、不能寫、不能說。無數的歐洲人能用英語，然而他們思考治事的語文是母語；也有很多中國人用中文為主，但亦能讀、寫、說英文。也許中國學生完全拋棄了中文而把精力時間全放在英文上，英文可以流利不少，但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慘重的，因為人的聰明才智用第二語文是發揮不盡的。

　　不論出洋留學，或在港求職於工商界與政府部門，某程度的英語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這程度一旦達到，英語是否漂亮，就遠不如沒有頭腦重要了。到研究院去固然要有頭腦，到工商界又何嘗不要？而培養思考能力，肯定是用母語有利。

　　（五) 外國教員

　　我們現在談中大的外國教員問題。前面第二節說過，這些外國教員是中文教育的障礙之一，因為他們不會中文，不能以中文講授與討論，也不能閱中文習作與試卷。

　　但中大的師生中，了解到外國教員為害本校教育的，似乎少得很。許多中國國同事眼見本地與外地教員待遇不同，覺得外國人佔盡便宜，很不公道，但也沒有認為外國教員於本校教育還還有別的害處。似乎大家都認為，有些學系的性質，自然是應該請外國教員來任教的；比方英文系，應該以英美教員為主，甚至沒有中國教員也沒所謂；至於一般的學系，也可以請些外國教員，因為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例有別處來的學人訪問的。

　　這兩點見解都錯了。先談第一點吧，那就是，英文系是否應當以英美教師為主，以英語授課，以英文做習作及考試。

　　我自己從前對這一點也毫不懷疑。猶記得頭一趟遇見一個學漢學的美國學生，當他說到美國大學裏是用英文講中國文學之時，我便頗有優越之感，因為覺得他們的中國文學程度，比不上我們中國學生的英國文學程度了。後來我到了美國，看見他們學德國與法國文學的研究生，都可以自由選擇用英文或德法文來寫論文，我才開始啟疑，因為這些研究生─在耶魯、柏克萊、哈佛唸書的─的德文法文造詣，肯定是不比我們中國大學生的英文差。再後我在美國大學裏頭教中國文學，學生當然都是用英文討論與寫論文，我發現他們的知識並不很廣，但往往很能議論，比我們學英國文學的同學�得多。我恍然大悟：他們在用他們的母語，那是一種經過十多年訓練、能夠思考與表達的純熟工具啊！

　　這點道理，我若不是有殖民地子民的心理作崇，早就該了悟的。我在大學裏唸英國文學時，所用的英國文學史就是兩位法國教授Legouis 和Cazamien合著，而由英國人譯成英文的。歐洲的著名學府向來都用自己的母語來研究英國文學，大學者如Taine, Cazamien, Digeon, Schlegel, Ten Brink, Siever, Praz等人，寫討論英國文學的書，用都是法文、德文、意文。我們可以相信，這些學者所以有成，與使用的母語大有關係。

　　日本人懂得這道理。他們用日文做學問；他們大抵能讀外文，（不能也不要緊，他們的翻譯工作做得很快），但不作興用外文寫作。前年美國的約翰遜學會到一本日文的集子，學會秘書初時莫名其妙，後來請教懂日文的人，乃知這一日本學者給一位專治約翰遜博士的老先生祝壽的集子，集內文章都是討論英國十入世紀文學。日本人說英語，一般都不大流利，香港人常會嘲笑這些「o架佬」的口音。據說物理學大家湯川秀樹的英語就很蹩脚。但是他們外語不流利的背面，正是他們學術的獨立。等到我們像他們那麼樣，能自己在本地培養出湯川這種諾貝爾獎金級的學者之時我們再自豪吧。

　　為甚麼研究外國文學也要用自己的母語呢？理由是，文學的探討，須有極其有效力的語文工具。研究外國文學，一方面需要相當的外文基礎，否則外文作品都看不通透；但到整理自己的感受時，就需要母語。我們閱讀之時，內心的感受與反應，是非常複雜的，矇矓隱晦，糾纏不清，自己都很難弄明白是怎麼回事；要把這些混沌一團的反應弄出條理，必需有很靈敏而且貼切的語言才有希望，深刻精微的文學，活動在人的心裡，在情感的源頭、靈魂的深處，在這兒，外文也許偶然會閃過，但經常出現的語言，怎會不是母語。

　　中大的學生既然都是中國人，中大的英文系自然應當用中文來討論、練習、與考試。因些，英文系也應當以中國教員為主。中國教員一方面能使用中文教學，另一方面又能在討論英美作品時引入中國人的感受性。文學的內容不是作者的作品，還是讀者的閱讀。以莎翁的戲劇為例，他那時代的人有一種看法，日後的英國人又有一種看法，而今日的英人、美人、歐洲各淢的人、亞洲各國的人，看法亦可不同。今日的英人如何欣賞莎翁，不必視為標準；甚至當年莎翁的儕輩如何欣，也不是唯一的法門。莎翁儕輩的看法，當然很得研究；但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最要緊的是莎翁對今天的我們還有沒有意義，以及我們帶着中國人的歷史文經驗、感受與眼光，能不能在莎翁作品裡嚐出味道、找到價值。這問題是要我們中國人才解答得了的。外國文學的欣與研究，多多少少總要採一個比較文學的途徑，才可能有成績與貢獻；倘若我們只懂得很奴順地模仿今日外國人的感受來閱讀，我們不可能像外國人得到那麼多，而自己又沒有特有的所得，怎能出人頭地？

　　即使在外文系裡教外語，也未必應當外外國人為主。在香港有個很普遍的見解，以為我們學英語的最終目標，是要說起來像英美人士，寫也寫得像英美人士，因此，英語教員當然以英美人士為上選。持這見解的人，沒有了解到，我們學英語是學一種外國語，一種第二語文，我們很難──而且也不必──期望講得寫得與受過良好教育的英美人士一樣好。而英美人士教別國人英語，也未必很理想，因為英語是他們的母語，他們不懂得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言文種種問題。最近十多年有些英美的大學開始研究「英語作為第二語文」的問題，也開了些「作為第二語文的英語教學法」（ＴＥＳＬ）的課程供學生選修，情形或稍有改善。但一種萬應的ＴＥＳＬ教學法也很難入信，因為把英語教給許多不同母語的人，應當用許多各自不同的方法才對。語言教學法再進一步時，教中人英語的方法，一定會聯繫中文，而運用許多比較與變換的方法。這種教法，恐怕還要中國教才能應付，因為英美人士懂中文的很少。今天的英語教學法其實很原始，那些英美教員不論到的是非洲、中東、或香港，都用那套教學法，而實際上是把英語當作母語來教，求學生把它當母語來學（「校內不得說本地土話」、「用英語來思想，不要在心裡翻譯」）學生的思考能力反正不是他們的責任。這種教學法早晚要淘汰的，但希望香港不是最遲淘汰的地方。

　　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都會有別處的學者來訪問、研究、與教學，這是真的。但這事實不能引為理由，以支持中大聘請外國教員的風。

　　（六）國際性的學府

　　我們拿中大的外國教員與真正具有國際地位的學府──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外國學者一比較，馬上會見到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分別，那就是：柏克萊的外國學者使用美學生母語教學，中大的?不用中國學生母語。到柏克萊外國學者，如果不能用英語講授與閱卷，就會覺得很抱歉。

　　英美的學者，如果去到巴黎或莫斯科大學，除了很特殊的情形，通常斷不會用英語教學。他們絕對不會在教授會議中要求大家都改說英語來將就他們。那一種學校不要求教員使用當地母語來教的？答案是誰都知道的：那是過去殖民地的學校。

　　「殖民地」一詞是要引發強烈情緒的，我們無意拿他來刺激人。我們的外國同事之中，開明的也不少，有舊式殖民者心態的大概並不多。他們應徵前來教書，校方既沒有要求他們用中文，他們之中可能有些人確實沒有想到?該用學生母語來教學。我們吃過種族主義的虧，並不提倡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假使有一位外國外國同事，看了這篇東西，同意這種議論，於是辭了中大的職，回國、失業、挨窮，我們也會很難過。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的界限的，不過，剝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剝奪他心智成長的權利，這句話，我們不能不說。

　　（七）大學當局的責任

　　推行中文的大學教育，是中文大學的任務。這個艱巨的責任，不僅學校行政當局要負起，全體師生也應共同努力。但解決問題的政策，是要由大學當局制定的，因為只有當局才有統籌辦事的能力。中大成立將近十五年，有人會說成績已是「有目共睹」了，但我們共睹的是什麼成績呢？一座座樓館建起來了，校園的花木種出來了，學位頒獎了。這些當然是成績，但算不算難能可貴？拿樓館來說吧，建築款項主要是由政府撥付的，少部分是由社會人仕捐助，這些社會人士，出於愛護中文教育之心，或者是希望服務社會而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捐起錢來踴躍得很，有時不待學校當局請求就自動捐了。所以，樓館建起來，不是學校當局的大功績。一所學校裡，往往是那些不能直接看見的東西，才是要緊的，比如學風、士風都是。假設中大能面對重大的困難而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中文中小學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是偉大的成就。

　　大學當局辦事並不缺乏魄力。改制也未嘗不遇阻力，但當局經過周詳計劃一往無前地完成了。再如所謂「雙元教育」、學校大旗大鼓而行，開了多少會，作了多才計劃、調整、調動？這些雙元教學的辦法，也許將來會證明大部分是行不通的，但目前雷厲風行的做法，表現出當局的決心。這種魄力拿了來推行中文教育，十五年來應當很有成績的。

　　中大如果決定要推行中文教育了，應當採取些什麼步驟呢？答案當然不必由這篇文章提出。當局應當也委出個研究會，由了解各學院和書院實況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議。但本文可以在反方面，提出一些要戒除的陋習。

　　頭一件陋是凡事以英文為主。目前中大的文告與其他的通訊，致學生時還會以中文，致同事時則以英文為主，有時附有中文譯文，有時不附。許多同事都有個印象，以為與校方通訊必須用英文，於是有些不諳英文的同事就要請人代筆。校方也許會解釋道，這是由於本校行政人員暢通英文的較多，打字的秘書也是能打英文的多。但這當然是過去招請職員時太偏重英文的結果；而且，現在要糾正這錯誤，也不是不可能吧？校內通訊雖不是教育的一部份，但是一所提倡中文教育的學府在行政系統中使用英文為主，給人的觀感很不好。

　　我們的同事常常說，在中大，中國教員是二等人，洋教員才是一等的。這一等二等之分，不僅見之於「海外待遇」與「木地待遇」的差別，更見之於語言之上：當中英文面對之時，中文例要退讓，有時退三舍還不止。中大的教職議是最好的例子，與會的英美人士總是少數，但會議一定用英文；只要有一位洋人在座，那伯其他九位或十九位都是中國人，也要說英語。中國教員一言不發坐完整個會議的情形相當的普遍，因為中國教員完全不懂英文的也許很少，但英語說不流利的不少。學者往往是內向的人未必長於說外語，即使留過學也如此。中大用英語開會，是給予外國教師發言權，而剝奪數目更多的中國教師的發言權。中大的會議所收集到的，是外國教師與一些英語流利的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其他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真正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見。

　　另一件要糾正的錯誤，是徵聘教員時，不要求應徵人能講能閱中文。我們雖不主張種族主義，但若栗辦中文教育，不能不在語文上劃界。能使用中文的外國教員─如Deeney 等，我們當然歡迎。倘使有學術界頂尖人物來訪，即使不懂中文，也可以偶然破例。但如果到來的洋人，學術成就平平，其至在外國根本沒資格教大學的，而到中大來永久性地任教，卻又不學中文‧‧‧‧‧‧

　　中大廣泛使用英語，有個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在香港華人之間很普遍的語言自卑感。香港人很多都以能用英語為榮，而不以不能用中文為恥；我們中大的行政人員與師生中，不能寫中文的為數不少，但人家批評他們中文寫不好之時，他們往往毫不介意，遠不如被人批評英文不漂亮時那麼不高興。有時中國教員對著中國學生上課，也用英語，理由是師生所用的方言不同。其實中國教員若不是在外國長大的，用英語授課必不如用中文發揮得盡致，而學生學聽國語雖會遭遇一些初時的困難，但長期來說，一定比用外語來學習上算；但師生都肯用英語，大抵總是由於雙方都不願承認自己的英語未夠好。再如校內用英語開會，同事們任由中家剝奪自己全部或部份發言權，也不抗議，恐怕也與此有些關係。這種心理不變，我們大學的前途很黯淡。

　　中文大學的成立，是香港政府決定的。香港政府事前一定向殖民部提出，得到殖民大臣的同意。這即是說，英國的殖民官吏，也承認殖民地人民有使用母語來受教育的權利。這是世界大勢所趨，世界各地都理解到母語的重要，理解到這是思考能力與獨立人格發展的所繫，是人權的一部份。要是我們中大繼續以英文為主，我們可以想像，英國的殖民官吏會聳起肩膀說：「這不干我們的事啦，這是他們中國人不要中文，要學我們說話」，而世界各地的人都會瞧我們不起，說我們比英國殖民官吏猶不如，說我們俯伏慣不肯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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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education/cu-debate/1977.htm

安持人物琐记•记大风堂事

陈巨来 （《万象》二○○一年第一期）

　　　　　　　　　　　　　　　美髯兄弟　鬻画沪上　
　　大风堂者，四川内江人张善孖、大千昆仲之斋名也。
　　善孖名泽，自号虎痴，行二，生于清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父某闻为松江盐官，故久居松江。善孖夫人，即松江人。善孖擅画飞禽走兽，尤以画虎驰名当代。卒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院，故所作略存日本画风格云。弟兄八人，大千行八，其季也。大千初名猨，字季猨，后更名爰，号大千，生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四月初一日，少于善孖十七岁。亦卒业于日本，但所学者为印染纱布之技术耳。其所学画，完全为二兄所教者。善孖性严肃，不苟言笑，故大千畏之如严父。二人均美须髯，长几及腹（大千二十余岁即长髯矣）。
　  甲子（一九二四）之前，二人即来上海，居西门路西成里，家在弄内，画室在沿马路楼下，楼上为黄宾虹所居者。当时以外路人来申鬻画，无人注意。时沪上书家，清道人（李瑞清，字梅庵，以一餐能食百蟹著称）、曾农髯（熙）正大名震全沪，门生极众。二人遂亦执贽侍函丈，并组曾李同门会为健将矣。一方面上海一川菜馆名蜀腴者，为二人同乡好友刘某所主持，故善孖之画，自该馆大厅以至每小间雅座中，全部悬满，作为宣传之用也。时曾农髯与叔师为至友，故以一幅善孖画虎裱好以赠，叔师悬之壁上。乙丑、丙寅之间事也。余至赵宅见后，以问此何人也。师云：四川画家，曾李门人也。时余常至西成里进谒黄宾虹先生，遂见及善孖常据案而授徒作画。一日，宾翁已出门，其家人云，少顷即可回家，嘱隔一小时再来即可。余下楼立于沿马路候之。是日在窗外见二长髯弟兄正在合作，兄画虎，弟补景。余已知必四川张氏矣，即立在门外窗口呆看。善孖年将五十，大千未三十也。善孖见余时至楼上之小客人，乃趋之窗口谓余曰：小弟弟，你进来坐坐嘛。余遂至其画室，问之曰：你是张善孖先生吗？善孖惊问，何以知之。余告以在赵师家中见过大名矣。善孖遂详询余姓名，知余能刻印者，乃以大千介绍为友。时大千只对余笑笑而已。因其兄正与余款款而谈，未敢多插言也。自此以后，善孖常以印嘱刻，而用之矣。余因其雅意殷殷，故未尝取分文也。善孖性豪爽，时谓余曰：吾们兄弟二人的画，可以任你点品的。于是余时以扇页等向善孖点品画墨老虎，索二人合作什么美人（大千画）伏虎图等等，他们无一拒绝者。

　　至庚午年（一九三一）后，大千迁至浙江嘉善县居住，每年甚少回申，故余与之甚疏远也。善孖尝谓余云：只要是你至好朋友，由你代求吾画，决不需润资的。余深感之，然从未以一单款画或他人双款者委之也。抗战前二三年间，善孖与叶遐庵丈二人买进苏州网师园，同去苏州作寓公了。而大千先亦独去北平，在西山颐和园作寓公。

（时叔师门人方介堪以在沪刻玉印，被捉刀人高渭泉所拒刻，触了霉头，在沪无人问津，亦追侍大千而居西山数年之久，全家生活，悉为大千所赐者。及抗战后，大千去四川成都，介堪亦回温州矣。）闻叶遐丈云：善孖居苏州时，特由四川买一乳虎，运至网师园中，既不以柙又不以链锁之，任虎逍遥园中。四邻惊怕，群起要求锁于铁笼中。善孖遂托人运回四川，放虎归乡云。抗战后，善孖独往美国卖画，达六七年之久。胜利之初，乃自美乘机回国。一抵香港，即病不能兴，逝世矣。只遗一女儿，名嘉德，今尚在沪，为小学教师也。以上为余与善孖获交始末，其下专述大千事矣。

　　　　　　　　　　　　　　　　伪造古画　积资收藏
　　大千性豪爽，如其兄，但喜嬉谑，不修行检，艳闻逸事至多也。其居嘉善时，即专以伪造八大、石涛、石谿、渐江等画，出以售巨价。时沪上大豪富程霖生，收藏八大、石涛等等，不下数百幅，十之六七，均大千一人所作也。尝有一笑话：一日，程以巨值收进一石涛精品画，故意请大千去评定。大千告之曰，伪作也，不值钱也。大千出程氏门后，即属另一估人愿以二千元买之，且放空气云为大千所欲买者云云。程大怒，即以三千元收进了。大千净得二千六百元，以四百元酬于估人矣。大千之善用估人为之作帮伙者，多如此也。又一次，程以六千元买进八大画花卉四幅，每幅长一丈二尺，阔只一尺余，内一幅，画荷花一枝，枝梗长达八尺余，一笔到底，一无屈折。程氏告人曰：这总是真的了，大千哪有此魄力耶。胜利后，程已死，有人以此询之，大千大笑云：将纸放于长桌上，吾边走边画也。又：湖帆受绐之梁楷《睡猿图》，余问之：何以用日本乌子纸，而湖帆亦专用乌子纸作画之人，会看不出的？大千云：画好后，放于露天之下，任日晒雨淋，纸质变成黑暗破损了，然后再加工修整补治之，题了一首廖莹中字，没有古本可对的呀。张氏初起时，盖以是积资而为一收藏大名家。他们收藏张大风画至多，故以大风堂为斋名了。

　　大千在抗战前，所作人物开相，无一而非张大千风格也。乙亥、丙子之间，大千来沪，笑谓余曰：某某，吾现在画仕女，专从美貌取媚于人，每帧需三百元。请你原谅，如要我画仕女，只好专写背影，不给你看面孔了。其实说穿了，是在仿月份牌上美女也，骗骗人的钱罢了。遂陆续为余画了数纸，均窈窕淑女之后形也（今竟无一存矣）。大千善写真，他兄弟二人之面目，大都写作钟馗之状，用以自怡。先君因见大千为曾农髯所作立像一帧，有若摄影者，因命余请求为画一幅。时先君年六十六岁，亦留髯矣，多花白者。大千欣然应命，即莅舍下进见先君，坐谭约半小时，即谓先君曰：请摄四寸侧面一小照，俾作参考即可。临行谓余曰：吾当为老伯显显本领，写一白描立像，胡须花白色了，吾可以以黑笔表现出花白色也。并云：画人像着色者，易于像真，白描至难。吾因二哥与你交情深厚，故特作白描。生平除为父亲一像，写的白描，此第二次也云云。及摄影送去后，只三天，即又嘱余去一观。乃以一整张五尺乾隆纸所绘，当时只写好一面部。大千云：如不合意，可重绘也。余谓至佳。黑白胡须，只寥寥几笔，宛如黑白相间也。大千遂立刻补衣折，长衫也，背手而立。又画一卧地虬松及坡石。画毕，谓余曰：老伯身颀而挺，故作矮松，以更托出高视岸然也。大千只与先君谈半时，画成后，不但面目神似，即立形亦完全无爽分毫也。及胜利那年，先君寿八十，余又以此画求补梅花一枝。有人见了，亦拟求画小像一幅。大千索价如着色需黄金十五两，白描倍之。非勒索也，乃拒之耳。

　　　　　　　　　　　敦煌临摹　画风一变
　　北平“七七”中日事起，大千正在北平，遂携家族归四川成都（方介堪失依靠回温州了，叔师七十生日，渠不在列也）。大千在沪时，与比邻谢玉岑（觐虞，稚柳之兄也）为至友，当时渠所作长题，闻均为玉岑所捉刀者。后在四川，与稚柳遂成莫逆矣。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四年之中，大千偕稚柳同至敦煌长住，所有大小壁画大千临摹殆遍。据云：先以薄纸命儿子学生等，搭高架上去用笔细勾，然后取下，用刻碑帖方法，纸背以朱或粉重勾后，再拍于巨布上（最大者三四丈长，二丈以上高也），由大千亲自执笔，对壁临摹而成，大约一二百幅之多。尝携至李宅亦有十余件之多，藻井亦有甚多。当时所用颜料，石绿、石青、朱砂，均五百斤以上，以专运机飞运者。这三四年大千专心所仿者，大都为隋、唐、五代之人物、树木、山石、花卉等等，故其作风一变，与前判若二人矣。

　　胜利次年，丙戌二三月间，大千携在成都所成山水、人物、花鸟，大小约一百五十帧，来上海寓李祖韩、秋君兄妹家中，假当时成都路中国画苑开近作展览会出售，每幅高者价黄金三大条，小者亦需四五两也。当时祖韩为沪上巨驵，长袖善舞，加以大千画风工美绝伦，二者配合，故开会虽云七日，三天即售光了，且多复订之件，当时共得黄金四十二条之多。当其初抵沪之次日，即嘱李氏请余去相见。大千谓余曰：吾有习惯，每隔五年，必将所用之印章全部换过，防学生们仿造也。前在北平时，因介堪在傍，故都为所治。至四川、敦煌之后，因无人可中意者，故勉强仍用方印近十年了。现在这带来的画件，大都没有钤印，请你尽十天内为刻十余印，可以钤后展出了。时余以胜利后，生意比较少了，故当时即应允，一星期赶了十余方付之应急。时方介堪在温州，未及知此消息也。

　　大千得此四十二大条后，即偕祖韩之五弟祖元飞至北平，因其时傅仪从吉林逃出时，所藏古画、所携古物悉为苏军所劫留，流散北方至多，大千携款去收购也。一月后即回上海了。祖元告余云，大千以廿大条收购了南唐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一长卷，为当时顾闳中奉李后主之命偷看宰相韩熙载在府召伎及幸臣等夜宴歌乐之景况者。图如今之连环画，接写五段之情状者云。又以十八条共得三卷子，一钱舜举《杨妃上马图》、一燕文贵《山水》、一宋人《百马图》，一月之间，所存四条而已。是时大千应众友之请出示《夜宴图》。过三四日，大千独留稚柳及余二人嘱最后俟群宾散后再走云云。至夜十时后，又出一《夜宴图》给稚柳赏鉴矣，笑曰：前出示者乃副本也，此方为真迹也。余外行也，觉二卷甚相似而已。后大千告余云：伪者少了一小段，真者隔水绫上多一段年羹尧亲笔题跋。余观后，始知年款已挖去，只下存一印尚能看出为“双峰”朱文印二字，年字双峰也，一笔柳公权体。据考，此卷初为年藏，年赐死后，抄归大内，此款挖去者也。（此卷在解放后由徐森玉之子伯郊携归中国，由故宫博物院以四万美金收购矣。闻当时有二三件，余二件未详了。）

　　是年五月，大千即回成都作画矣。丁亥（一九四七）春又来上海再开展览会，只卖三十六条矣。是年李宅客至多，应了一句俗语，户限为穿了。是时方介堪又来作座上客了（上年四月即来的。大千临行画十幅二尺立幅，嘱李宅转交于方君，由渠出售，以度生活云），并又为大千刻了印，大千悉未用，但每月允给以十幅画资助之。祖韩兄妹至势利，对方冷淡异常，从不留之一餐也。某日，有一某君来访大千，见桌上有数印，询以何人所刻，时余正坐其旁，大千为作介绍曰：这是这位陈某某所作，现在全国第一手也。余见方君坐在后面，面露不愉之色，余急指方君介绍曰：张先生过奖了，现在第一名家，是这一位方先生呀。大千当时亦似自悔失言，但一瞬之间，竟补充一句曰：方先生虽好，但总不及陈师兄的。方大惭，不辞而去了。祖韩笑云：如第一手，不致于要你（指张）的画去变钞票了。

　　　　　　　　　　　　　　　　做贼写供　待友至厚
　　期间尚有二三趣事，述之如下：一、有中国化学社（出三星蚊烟香者）总务科长应某某（名耿，号似“声聆”，同音字也）为祖韩之伙员也，尝以数百元买一部石涛册页十二开，思赚钱出售，估者只还八百元，应拟求老板李祖韩乞大千题一跋，可高价值。而大千一看，笑谓之曰：这是早年吾假造的，你速以八百元卖去了罢。应氏竟托祖韩求大千题为己作，大千不允，祖韩要求不已，大千一餐谓余曰：这叫我做贼写供状，如何是好。祖韩以目示余，勿多言。余笑谓之曰：你只要写某某以此见示，乃早年醉后胡作者，为之恧然，即可以嘛。大千无奈，即照余意写了。应君即以二千元出售了。二、一日有北方某估人持来一小卷子，求大千审定真伪。启视之，为溥心畬所画山水也，题款写大千、心畬合作。大千笑云：这是溥先生的笔，但吾没有一笔也。时溥画价远逊大千，这估人大为后悔，云不该收进云。大千见其像要哭了，遂立即取笔加了很多，并再题字曰，丁亥某月大千又笔。付之曰：这总真正合作了，你可称心了罢。其人称谢不已，大喜而去。大千之善于应付估人，于此可见矣。故凡估人掮客，每为之乐于奔走也。视湖帆之专得罪于人，大有分别矣。三、大千对余云：你要吾画，不问什么难题目，吾都接受，惟写对联，必须叨光五元一副的，因吾代理人陈德馨，为吾做事不取薪给的，说明每写联帖，一件五元都归他取去的云云。陈君嘉善人，即大千住嘉善时房东也。大千每月书联极多，陈藉以为生也。大千去国后，犹时以金钱接济之，直至其死为止，其待人之厚又如此也。四、忆在戊子年（一九四八）春日，大千第三次来沪开画展，时物价日增，金融日紧，故只得二十八条黄金矣。有一画，五尺中堂，上绘五种颜色之牡丹，下右侧绘一西洋猎犬，纯墨色，左上侧绘一纯白色鹦鹉，细链链一足，停于一架上，上覆古锦袱，工笔花纹，标价三条半，竟未能售去也。余请求摄一影见贻，至今此影尚保存也。（又有一横幅，所绘约廿株枯树根，各不雷同，补以小桥立一老人而已。大千云此写成都郊外之风景非杜造者，亦特摄影赠余也。）

　　在三月初，尚有二事可记，其一，是时大千仍每月作画，二尺者十幅，以赠方君介堪，俾养家活口。是月有一幅白描人物《东方朔偷桃图》，特精，可卖四百元。时上海大同影片公司老板柳中亮，因刻印与余至熟，柳嘱余代求张氏人物一幅，价不拘云。余因念及方兄窘况，故告柳氏曰，正有一张白描佳作东方朔，价需四百元。柳允之。余即以电话告知三马路宣和印社老板方节庵（介堪之弟也，介堪每来沪即住其店中也），嘱其准备好，余即陪同柳氏至该店取画付款。及取出来一看，东方朔面目全非矣，最奇者为东方老头嘴唇与双履同一重朱砂颜色，石绿、石青之衣裳，相映交辉。柳氏对余曰：吾要的是你所介绍的白描，这五颜六色，吾不要的。遂去了。次日余以询大千，犹以为张所加色者。大千初闻余言，以谓余诓之。余嘱追回一看后，大千为之大愠，很不愉快地谓方云：你要着色人物，尽可以向吾要嘛，这一张变成了城隍庙里花纸头了，放着罢。方氏大窘而去。这是大千事后告知余者，当时实况想很紧张也。自此以后，一画也不给了，方亦绝迹不去了。四月一日大千五十生日，李氏兄妹及数十个上海门人为之祝寿，摄影留念。次日大千在丰泽楼设四十席宴客，方氏均不来了（闻已回温州也）。

　　某晚大千谓余曰：某某，这三年来你为吾刻印超过一百方，且多象牙章，你不肯取吾分文，吾亦只为你画二页扇面，一张花鸟册页而已，你比介堪，人格大不相同矣，吾回成都后，必将吾所有技艺、本领，分画在十二个大扇面上，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白描、金碧一一应有尽有，惟反面一定亦由吾一手包办的。惜是年秋日，一去国外从未归来，此诺成空矣。当时又谓余曰：吾将耗半月之力，先为你作一三尺立幅，你题目再难，吾必满你的意如何。余戏告之曰：一、要画工笔正面仕女；二、要半身的，露两手，十指交叉，手背向上，托住下颔；三、不要园林花卉作补景。余并坦白告之云：昔年一女友，余与之缠绵悱恻近四年，惟未及于乱，几坠于情网之中（陆小曼尝见之，谓余曰：生平所见绝色佳人，一、梁思成夫人、林宗孟女儿；二、即斯人焉，吴湖帆亦惊为天人，几乎被牵入闹笑话），此形仪斯人之小影也，恨未索回珍藏，故录写此景耳。大千欣然应命，写一半身者，凭窗口向远凝视，双手手背托颔也，衣一淡蓝色衫，至平常，但双袖为古锦阔边，花纹穷极工细，背后补景，为六扇朱漆屏风，只露三面，屏面画白玉嵌的荷花数朵，翡翠嵌的大荷叶，屏架上端紫檀雕花，亦穷极工细，荷花、荷叶，表现出是嵌玉、翠的，写单款年月临顾闳中笔数字而已。大千笑谓余曰：吾生平作画从不用大烧柳条先勾的，这画双手十指纤纤，相叉向下，十分难表现真切之状，吾只能命女学坐在对面，做了模特儿，吾用柳条勾了才画成的，你这题目真是恶作剧也。次日命陈德馨私自来告，有某君愿以二大条购之，故特写单款，不妨卖去，有机会尽可画也云云。余未允，即日付装池，配红木镜框悬之书斋多年。三反五反时，余刻印几中断，故不得已由名伶王琴生携去卖于某剧院老板，送来了黄金六两，余即变成了烟土，真应了一句文言，悉化烟云矣。　　　　　　　　　　　　
　　　　　　　　　　　　　　　　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
　　其二，是时上海风气，凡能画者，不拜湖帆为师，即拜大千为师，其至有双方兼拜者，时叔师已故，极多学生纷纷拜了湖帆门下了。时有一余至好之女同门，夫家世家，均大呢绒商也，她能写能画，在赵门时，对余最亲近，端重可敬，时至舍下之女同学也。她以叔师故世，花卉乏人指导，故特来求余转介于大千之门，余以为至易之事也，故一口允许了。即至大千处介绍情况，当时大千只微笑不置可否，余三度往催，均以两可之间，不拒亦不允也。一日清晨，见旁边无人，又催之，大千笑云：某某，你是知道吾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吾的新太太（徐氏）即女学生也。有时女生为吾披一件衣、纽一个扣，吾常会抱住强吻之。你所介绍者，为你女同学，又是大家之妇，万一吾不检细行时，使你介绍难堪也，所以不敢允也。余笑谓之曰：斯人别号“无盐”，故余与之至亲近，保证你不会涉遐想也。大千遂允了。订了日期，拜师了。余因介绍人关系，偕女同学同去（是日另有人介一女士童某某与之同拜，余所见大千女学生中以伊人为最美矣，余竟稍涉遐想，后一见之，即避之不遑，免闹笑话也。而伊人误以谓余轻视之，有冤说不出也），及拜师时，秋君先告以仪节，蜡烛要点的，绝对禁止点香，因张氏天主教徒云，墙上高悬善孖遗像，请善孖夫人参加，学生例需先向遗像及二师母各叩头八个，然后大千方居中坐了，受学叩头亦八个（师母殆不止一个，所以从不参加也），可谓繁矣。礼毕后，大千必告学生云：吾是二哥一手所教出来的，所以你们必须先向二老师、二师母叩头的云云。据秋君告余云，大千事嫂如母，抚侄女如亲生。其存心之厚，余书至此，羡煞矣。四月一日之摄影，此二女生亦立于后也。事后，余笑问之云：这位女门人，你要她披衣、纽扣否。大千笑谓敬谢不敢当也。

　　又忆及一事，在张生日之后，祖韩之二弟祖夔又向张介绍一女学生，名林今雪，祖夔先告大千云：赵叔孺的女弟子也，虽出身青楼，赵先生极赏识之，谓今之马湘兰、顾横波也云云。大千立即允之，订期拜师矣，前三日忽询余曰：赵门女学生中有林今雪其人否，你相熟否？余告之曰，确有此人，老女学生了，先嫁江万平、一平之父，名江子诚（即强为湖帆作施女调解人者），后嫁梁众异，半年即下堂，余在赵门时，只老师正月廿四生日公宴时必见到的，平日她至赵府时，从不厕身于男同学一起的，故见面至多，彼此一瞥而过，从未谈过天的，也久已未见了。大千笑云：真的吗？余云：当然真的。大千云：后天她来拜师，并有两席酒的，你也来看看为要。至期，上午十时后余至李宅，时拜师典礼已毕，李氏五个兄弟、秋君、稚柳等均在围住大千师徒二人作闲谈，均在大千卧室中也。余甫入，今雪一见即趋至门口，殷勤握手，热情呼余曰：某某兄，一年多未见了，你好呀，请坐坐。余当时颇感突然，何故如此相待。一转念间，即恍然，她如仍一如往昔之态，将使大千等疑心，连赵门大师兄都不熟悉，那是一个起码货了，故亦立即殷勤问好不已了。时房内已客满，余与她二人只能互坐于大千床上（床中间横置的），余背大千而坐，她面向大千而坐，各以一手撑于床上，余又未便与谈叔师事（她方拜师，即以死者相谈，大千至迷信之人也，不可提也），只能各自编一套，畅谈不已了。余深亮她，要一点赵门要好同学的姿态，勿使大千轻视而已。故一切由她做了导演，余做了临时主角而已，二人完全在台上演剧，大千、李氏等等身如看客，尚未知此玄虚也。直至十二点后，梅兰芳、魏莲芳、王少卿、倪秋萍四剧人来了，余始下场。及入席后，大千与梅为上座，余与稚柳次之。第二席上秋君上座，徐氏新太太次之，今雪一人彬彬然周旋于二席之间，第一流风流人物之态，所谓应对有礼者矣。第一幕方罢，二幕又上场矣。先是梅与余在湖帆家中常见之人也，见必殷殷守北方风格，先问先外舅家中情况，次及又韩小宋昆仲情况，并托代问安好。余每答，梅必立起垂手而听，并连称“是是”，是日亦不例外。照例问答后，梅即向大千连连表示钦佩之意，大千亦极力对其表示崇拜，两人竟致同时出口说：你第一，你第一（这在弹词中双档不按次叙二人同时开口，名之曰又出口云）。其时谢稚柳坐在梅左，笑谓梅曰：你与大千、某某，三人均第一也。梅连称哪里哪里，不敢不敢。大千笑问何以见得。谢云：梅先生远赴国外演剧，得博士而归；你在敦煌，政府为你特派专机，飞运一千几百斤颜料供你挥洒；陈某某，全国名书古画上面，所有收藏印章，完全出于他一人之手，这在中国艺术家中还找得出第二家否？李祖韩、祖夔二人又附和而说，对呀对呀。至二点后，这二幕尔诈吾虞的喜剧，总算胜利闭幕了。客主都去后，大千竟指住了余大笑曰：某某，你前天说不甚熟的呀，今天这么要好，亲密，还说不熟嘛，你在吾面前还要假正经，真正不老实。余一笑告以缘故，她什么人，这点不会吗。大千笑谓：你装的吗？余回以四字曰：你笨极了。大千回余曰：你聪敏，吾明白了。二人大笑不已也。

　　　　　　　　　　　　　　　　一去不返　寄画表情
　　大千画名，名震遐迩，但对任何人，从不稍示骄傲之态，即有不懂画之人，求之作画，亦必立挥而就，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余曾代友求画，询以需润若干。在无人时，大千谓余曰：你当着人问我，使我难回答，以后你看对方与你的交情如何，由你定，不问多少钱，少到五元也可，只要包在报纸中，当人面，只要说：这里面是润笔，我决不当人启视，隔十天我必画就的云云。这种风度，使人哪能不感动耶。是年五月回成都时，上夕，祖韩当余面交以大条七条，谓之曰：大千，你三次展览会，收入一百余条之多，第一次你只带回四条，去年带回十余条，现又被你耗去廿一条，所存只七条了，希望你省一点了。大千唯唯而已，云：八月秋君五十生日，吾再来可也。至七月，果又来了，送的什么礼，余未知，但嘱余与他各刻一印为寿，他仿瓦当文“千秋万岁”田字格朱文，余刻“百岁千秋”四字，适不谋而合，亦作田字格，两印相较，余竟为之黯然失色矣。大千此作有特殊风格，齐白石望尘莫及也，“千”“秋”二字盖合二人之名耳。是年秋，先君年八十二，已患癌，群医束手矣，日需服羚羊角昂贵之药，大千知而不言，每夕即绘一三尺余之元人写经纸上墨笔山水一幅，又作仿渐江僧山水着色长八尺之山水一幅，均单款，精裱后，嘱余任选其一。余取元人写经纸者，云某生可以一千二百元金元券购去也。时金圆券初发行，一两黄金二百元也。余携归展示先君，时已距逝世只二日了，先君殊赏识不已，余即携去又属大千补一双款，并请示以图名，大千云：因写经纸色灰暗，故写岷江之夜景，可名曰：《岷江晓霭图》。并嘱只可有机求心畬写引首，湖帆可求题也云云。先君逝世了，大千又赠奠仪一千元，并亲来叩头，吊丧（湖帆只属学生代表来，奠仪四元而已），余至今永铭五衷也。余去踵谢时，大千谓余曰：宋美龄数次嘱张群来命代为设计绘妇女礼服图样，却之不敢，只有一走了事，吾此去，再来上海，恐遥遥无期矣，吾先与你声明一声，吾自己从来不写信的，你如有信，吾不复的，只有嘱人代复，要请你原谅的。果然一去不返了，亦从无片纸只字相示也。但在三反五反时，他又嘱善孖夫人送来一百元人民币。后接善孖夫人至巴西供养。一九六三年善孖夫人逝世于巴西，上海大风堂门人公祭于其家中，余非学生故未去。后大千寄来十七幅画，每一门人一幅，均花卉而已，特别附三件：一纸乃整幅四尺，绘墨笔荷花，以赠湖帆者；一张四尺纸对开，余与秋君各一条，均山水也。余一纸上画二男子在山坡间闲步作相谈状；秋君一纸，山水更工，各山各岭旁题某某山、某某岭，均巴西山景，而大千为之杜撰一名耳，上绘一小阁，一男一女作相对坐谈。稚柳大笑云：这二人代表他自己与你与她也，聊以自慰耳。以上为记其过去之情况，下再述琐事数则如后。


　　　　　　　　　　　　　　　　一技之成　非易事也
　　大千虽以画名，但生平从不自炫自媒，他自云，生平只钦佩两个半画家，吴、溥二人，全才也，半个即稚柳。大千郑重以稚柳介绍于余，云：所谓半个者，指他写花鸟直追宋元，吾亦有时自愧不如云云。故余肯为稚兄作印六七十方，因大千之介也。稚公为余作画亦至多，无一不精，惜抄去十之七八矣。今岁见其近作，竟判若二人矣，惜哉惜哉。大千写马有特长，据其告余云，儿女亲家某某，为反动派之军长，驻甘肃，善相马，凡所谓良驹者，耳必小，而上耸，蹄必细，而有劲，尚有特点，余已忘之矣。大千画牡丹、荷花、芍药等等，花片上总似真者，现绒头之状，大千亦于无人时为余表现之，再三叮嘱勿以告人，渠云：凡学生画花卉者，必传之，勿以其他告之，画走兽者亦只告画马等方法而已。渠曾告余曰：吾此身不画虎，亦不敢仰追二哥也，他人画虎不成，何以故，盖未体会其特点处耳。虎一身威风，全在其尾也，尾得其神劲，即好了云云。学生有问者，辄一笑了之。大千自云，生平最擅长者，为烹调，做炊事员，可以温开水浸鸡，而成美味。又以其方法授之于余矣，惜余从未试之也。一日渠回西门路家中后，又命人邀余去，谓有美味请一尝之云。余就餐时见持来了一大砂锅，内青鱼二尾，清汤，味至美。饭后又诩诩然自吹了，云吾新发明也，法以好青鱼大者一二尾，加醉蟹四只，冬笋或春笋均可，三味精炖若干时，即可了。他蜀人也，每味多用辣，余望而却步也。

　　余不懂八大山人画好在哪里，大千又出示一幅八大所作鸳鸯，告余曰：此画一只鸳鸟，只十八笔，凡鸳鸟一身羽片特点，一一悉表现无余云云。余只能唯唯而已。又：他所画各式飞禽，颜色五花八门，可谓佳极矣，一日余询之曰，这鸟何名？大千笑云：吾在四川青城山久，所见各色飞禽，多至数百种，都不能举其名，所以吾画的鸟，只白色鸦，确有之物，其他悉以意为之，想世界上当有这样的吧。在第一次展览会上，有一幅《古木丛林图》，中画二乌鸦，穷斗，缠绕之状，如生也。据云在成都庭院中时见此状，故写生也。又：尝告余云，在北平时，每有金少山、郝寿臣二净角大名家有戏演出时，必风雨无阻订座往观，先至后台，坐于他们开脸之桌旁，观摹用笔之法。二伶均与之成老友。大千告余云，郝寿臣勾脸至工细，一笔不苟，似画中之仇十洲工笔画；金少山则反之，勾脸至神速，大刀阔斧，寥寥数笔，近看粗极了，似八大之画。但二人一出台上场时，均神采奕奕，无分上下也。大千曰：一技之成，非易事也，看二人笔法即知矣。余今进一步曰，大千于此等都用心体会，其一技之成，亦非易事也。大千于齐白石，亦殊佩服，尝云：齐老虽画格不太高，但所作无论印、画，一看即是齐白石，非吴昌硕、赵叔也，故应有其地位。大千持论至公正，似比冯超然、吴湖帆深有门户之见者为胜，若贺天健、陶冷月，目中无人，老子天下第一，与超然、湖帆，都不如了，实妄人也。大千虽喜嬉谑，但在众学生在座时，则颇有善孖之风，不苟言笑矣，对稚柳稍放松，然终不现佻脱之态，以稚柳虽非学生，得其指导多，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者也（似余与湖帆之间也）。但一至夜阑客散后，祖韩必强邀余与之三人作瞎说乱讲，是时大千为最放浪，最乐意之际矣。他擅说故事，凡生平所经历者，均一一述之，余仅能记一二事于此矣。大千云：以意为之曾写朱色荷花，在成都颇受人欢迎，某年夏与四川某诗人（名余已忘了）同乘独轮车，至乡间游玩，路过荷塘，某诗人问吾曰，朱红色荷花，古人哪一家画过的。吾告之曰：是以意为之，无古本可对，更无书可查也云云。突闻背后推车老人云：你们二位先生，那朱荷是有出典的，见《文选》古诗、古赋中某某篇的呀。某诗人大奇之，问曰：你如何对《文选》这么熟，难道你是文人失业，而做推车汉耶？他叹气云：我本四川大学教授也，因每月三百多元，应付不了物价高涨，一家生活几无以为生，所以改行推车，自食其力，每天有收入，比教授日子好过也。问其名，只云可询四川大学某年失踪之人，即我也。所以大千一向不敢轻视劳动者，因此耳。当时大千自云：吾荒唐，竟把《文选》篇名忘却矣。

　　一日，余信口雌黄把已死某画家所赠之画，学叔师将谭延行书四幅屏条丢入字纸篓中，余亦丢了，大千警告余云：吾昔年有某某某亦送过几幅画，因不知所云，吾把它作引火用丢入风炉中的，后吾与之反目了，此人来索回赠画，吾拿不出，他说：阿拉这几幅画，价值三百元，有画还画，无画付钱。吾只能照价付之了。你千万当心呀。余经此教训后，故凡有人赠书赠画，悉珍藏破筐之底也。某夕，无意间谈及渠为余作半身仕女图事时，大千云渠在四川亦曾识一川剧女艺人，至为亲密，惜亦死矣，与余事似异实同云云。及解放后，稚柳得大千在国外画册影印一厚册，中有一页即追忆其演剧时之风韵也，长题亦情深一往也。此画纯如近代之速写画，但古意盎然，非叶某某、程某某所可企及也。能者因无所不能也。

　　　　　　　　　　　　　　　　逃婚出家　二女于归
　　在丙戌丁亥之间，江西螺川女诗人、词家、名画家某某亦时时至李宅访秋君，兼访大千闲谈。诗人在敌伪时期上海各小报上几无日不有人作文捧之，故芳名震申浦。余与之只见面点头而已。及在李宅始偶而谈话也。大千与之似至熟，但谈话间，她与大千二人双方均是似密似疏之状态，一日大千忽笑谓之曰：在某某年，某月，吾第一次见到你，你身穿淡蓝绸衫，粉红色裙子，什么耳环，什么戒指，在松江某某寺中求签，得第几签，上上大吉，有此事否？诗人末了说：有的有的，你如何知道这么详细。大千云：你当时把签交给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以签纸交你手中，这小和尚就是我呀。余惊问之曰：你做过和尚吗？大千云：是的。余又问之：你名法名吗？大千云：有的，叫弘筏。余问为什么没有头上香眼眼。大千云：只做二个月即还俗了。当时祖韩以目视余，余立即不再往下追根问底了。事后，祖韩告余云：大千少时热爱其姨母之女，而其母夫人坚为之聘定了姑母之女，大千累次表示反抗，其母不允，大千遂出奔回松江投某某寺剃发为僧了。当时失踪后，四处寻找不得，善孖料其必逃在松江，借住亲朋家中，乃至松江访之多日，卒在庙中发现，把他一把耳朵捉了回申。至北站后大千竟强坐地上云：吾定要某姨之女，不要姑妈之女，大哭大闹。善孖无奈，允代禀母夫人。母夫人无奈，往商姑母，以姨母女亦同时于归于张氏矣，故大千结婚时三人同拜堂的。祖韩笑云：林黛玉、薛宝钗同时嫁了宝贝也。那天诗人去后，大千谓余窃语曰：某某，方才这位李易安，狠客也。吾自问不论何人，可碰即碰之。唯独对她，动也勿敢动的，你千万不要碰她啊。余笑谓之曰：点头朋友，何至于此。大千又以至严肃之口吻曰：将来也要防防，吾是好意啊。后数年，余与伊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为至熟之同事矣，乃发觉伊人花卉固佳，而文学诗词，冠于全院，梅景主人填词，自书后，以珂影印，名之曰：《佞宋词》一厚册。后有和小山词一卷，大率为求伊人所代作者，并为代书者，浓辞艳语，缠绵温柔，冒鹤亭丈谓余曰：梅景主人做她徒孙尚不够格也。伊人口才之敏捷，应对恰到好处，余数数见之，马公愚、唐和尚（绰号也）、董天野，每为所屈服。余自认对任何嬉谑之词，尚能应付裕如，但对她不敢遭其所戏弄也。大千所谓千万不要碰她，殆指此耶？是耶？非耶？余不得而知矣。大千二位正室夫人，从不偕之见学生及友人等，大约尚确守旧家庭规矩也。渠自得巨资后，时往朝鲜、日本，二处均有家庭，乃如夫人也。又闻其侄女云，以前印度某某地亦有其家庭云云。

　　　　　　　　　　　　　　　　异国奇闻　谣言不绝　　大千生平从不着西服，着袜亦必以竹布杜制者，居外国，亦统由上海制成寄去者。八年以前，徐森玉之子伯郊，时回上海探亲，据其告稚柳云，大千每至一国，必预求人为书该国文字一纸，上写：“吾名张某某，住某街，某号，某楼，某室。吾因不认得回家了，请你先生带带吾回去罢，谢谢你。”一遇迷失路途，即出以示人了。人亦知其为中国大画家，都乐于领路云云。八年前余在秋君家时获见其彩色小影，须髯全白矣，其服饰之怪，怪极矣，长袍外加以对襟长过膝之背心，锦缎者也；帽子，则古代画中之高巾也，宛然明人矣。此上海人俗语所谓“会白相”，吓吓外国人也。

　　大千造假画，只仿陈年古董之人，最忌人妄改其自作，如方介堪是也，更忌学生假托其名，用以骗人。在抗战时，其学生仿制其画数十件，在当时某画厅开一张大千遗作展览会，不幸此广告流至四川为大千所见，遂在重庆刊登启事，将此逆徒永远拒之门外，文曰：小子鸣鼓而攻之。胜利后寓李宅，预嘱门口，凡人来必先问姓，如胡姓、中年人，不准进门云。初去之客犹以谓张自高自大，架子想做官云云。又：九年前，大千在法国，戴高乐为之专摄五彩纪录片，放映长达一小时半之久，有人寄廿公尺底片给秋君，秋君未肯示人，仅告余云：该一段影片，大千正在作条幅画，一日本美貌女郎，长发垂垂，正为其拉纸，后戴高乐及各高级法人围立左右而欣赏之云。名高了，大了，妒之者亦多了，于是每年必以死讯遍布于上海北京了，甚且有人说：渠在敦煌时，专偷搬古代壁画运至美国等出售牟利云。稚柳笑云：当时战争正烈，整座泥墙如何搬运耶。据北京余至友沈叔羊函告云，乃出自美术学院院长之口者。亦可哂也。据叔羊云，院长亦闻诸常书鸿者云云。常与张，仇敌也，亦名不及而妨之者也。余在淮南及市监时，亦蒙同学以死亡消息远布海外。余何幸，得与大千同此被人注意，反得长生延年矣。大千时托人问余死生，大千尚未忘余也，为之感念不已矣。

张大千、徐雯波、毕加索于法国尼斯港（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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