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9日星期六

陈振聪命运 名字露玄机?


信报财经新闻  2011-11-05   By 文相濡 

究竟有没有命运这回事呢?命运,一般说法是一样主宰人生富贵贫贱、寿考得失的生活过程。在命理学而言,命运是分别由「命格」配合「运气」而成。

 「命格」是先天,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就高低,是闻达于世 (注:Muhanmad Yunus的盆景比喻,种植盆景的种籽与地上生长的无异,只是受制于小小的花盆,根部无法延展,故变得矮小。人亦如是,问题不是在人本身,而是他们周遭的环境,例如没有接受教育或透过借贷建立事业的机会,人们的潜能因而被限制。);而「运气」是后天,是在人生过程中给予人的好机会而可以把愿望实现。

 「命格」用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组成,而「运气」则从出生月份衍生出来。

很多人有好的命格,却没有好的运气,一世不富不贵;有些人则是没有好的命格,却有好运,可以小康或小富,但社会上有一番作为的贤达或巨富,他们都会是先天有好的命格,只待运气来时,加上自己的努力便会有成就。现今社会有许多人相信命运,也许多人不信命运。不信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因为自己在一些人生转折点上可以决定日后的结果,这些人多数是理性或科学主义者,但我只认为他们说的是选择权,并不是命运的主宰权!若单从决定取和舍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确可以选择自己所想的路,但成功与否却不是一己之力可以左右,出身寒微的人可以选择努力读书、工作,他日可以从无到有,但日后可否成为巨富或社会知名贤达,却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真的不是人人可以做到李嘉诚先生的成就。有阅历的人都会知道,每一件事的成败都是存在很多内外因素,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成败。不是一个人肯做足二十四小时,努力进修,他就可以做巨富或社会知名人士。
 邱吉尔信命中安排?

 很多人到年老时才不得不承认在成败过程中,是需要天时和地利的配合才能缔造成败。发明抗生素青霉素(盘尼西林)的弗莱明· 亚历山大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他就经历了一件不由得不信命运安排的事。原本是一个贫穷而又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他,前途的选择甚少,一是读少许书便要帮助父亲农务(那年代应该没有半工读这回事);二是索性不读书跟着父亲当农夫,一世最大的成就可能是拥有自己的农场。但他有好的命格和好运,由于他父亲做了一件善事,他的命运因而改写,这件事是和英国着名首相邱吉尔有关的。原来出身贵族的邱吉尔在年幼时,曾在一个苏格兰农场附近意外地跌落一个粪池,险些灭顶,幸好附近有个农夫将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事后邱吉尔的父亲要重金酬谢那位农夫,可是农夫觉得自己有能力救人是好事,也是做人应做的事,更不会因为酬劳而去救人,所以拒绝邱父的好意。最后邱吉尔的父亲对农夫说:「好!既然如此,不如请你让我把你的儿子带回我家中住,我要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要他像父亲一样令家族感到骄傲,他也要做一个令你感到骄傲的人。」农夫欣然接受这个安排。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弗莱明·亚历山大爵士,果然不负所望,在1945年获颁诺贝尔医学奖。难怪邱吉尔在回忆录中也说:「人愈老会愈相信,人生各种际遇都是命运的安排。」

 停车场种生基惹祸

 命格,简单说是有些富命、贵命、富贵命、领袖命、寒儒命等等。而每人的命格都设有上下限,即是成就有几高或有几低。一个人呱呱坠地时,他的一生的上限就已经定下来,那是能够承受有几大财富和几高的社会地位,还要人付出很多取舍才可以得到,若然得到以后还不知足,不顾道德争取更多的话,他很容易会失去辛苦争取到手的东西,跌到无底的下限。千亿遗产争夺案的主角,风水师陈振聪的个案正好用来解释我的看法,看来陈振聪的命只可承受二十多亿元身家,他硬要不择手段伪造遗嘱去争夺一千多亿元的慈善基金,结果他由命运的上限重重跌落不见底下限,还有可能要在狱中度过一段颇长的时间,对他而言,这命运的下限简直是万丈深渊。如果一个风水师替人选择在一座大厦的地窖停车场来做生基,那绝不是救人,是害人!要知道地窖停车场可算是一座大厦最污秽和至阴的地方,经常有汽车来往,容易积聚废气变成有毒气体;又有大量五行属金的汽车停泊,即金属大量积存。金性硬,在不良的环境下,可以引出的疾病是一块块硬的肿瘤;至阴之地,在女性身上便是子宫,所以,被做生基的人死于子宫瘤可说是风水效应,但害人的风水师亦一定会有报应!

 命运并不是宿命论

 回头再说陈振聪,现时他面临伪造文件的官司,他会不会入狱呢?试试从术数角度推演一下,我不知陈的出生日期真伪,故不用八字推算。试用陈振聪的名字推算,咦,已露玄机了。明年二月四日立春后,正式踏入壬辰龙年,辰是太岁,「辰」在风水学上纳入《易经》的巽卦,方位表示是东南方。陈字以东字为主,龙年的东方正有巽卦星飞临,那么巽卦卦象和其方位的流年风水飞星会对他的影响最大,龙年东南方有大灾星五黄飞到,又是太岁方位,很凶;振字以辰字为主,那不是五黄大灾是已落在陈的身上吗?再看聪字,卦象属耳属水属北方,龙年北方有另一粒灾星二黑飞到,单是陈振聪的名字已有「五黄二黑」二粒大煞星了,风水学有口诀称「二五交加必损主」,即当事人会有大灾大难的事发生。陈振聪会不会入狱?

 还是由老天爷告诉大家吧,但我相信天地有正气!

 上述例子说出每一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是有上下限的。如果一个人命理格局不高,或者很差,只要努力装备自己,这人仍有机会得到自己的命运上限,会有小成。举例,一个乞丐命格的人,只要他努力改善自己的行乞技巧,用心观察思考行乞地点的人流多少,什么年纪的人占多数,地区的富裕程度等等的话,他乞到的钱会多,也会比其他同行来得舒服或者有尊严,甚至可以做到「丐帮帮主」或是「八袋长老」,指挥一羣小乞丐替自己行乞。

 命运不是宿命论,宿命论者是相信自己什么也不可以改变命运的结果,但他却忘了是自己不肯或不能放弃一些东西才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权。当然,无论一个人如何选择,都一定有得有失的。人可以兼得鱼与熊掌?骗人的!
 撰文:文相濡

你一边骂着它无耻浪费,一边却紧紧抱着他的大腿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2011年11月17日 16:06  21世纪网微博
周斌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只要把横征暴敛的钱还给我们,我们会做的更好。

请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写时评非我所长,然而,因为18条幼小的生命加上两个成年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你必须得做点什么,好过什么都不做。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支持我的两位同仁及朋友邓飞和陈朝华发起的捐赠安全校车活动,我敬重他们的良好愿望以及高贵的品格,但是却遗憾,他们可能正在离美好的愿望越来越远。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是20多人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来是三轮车)上,去上学,那时候我没有抱怨,因为并不知道,原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儿童,午餐可能是政府免费供给的。这些我要很多年后才知道。

当我知道这些时,那些拖拉机,三轮车已经几近消失,中国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年增幅在GDP增长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过了10万亿,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最财大气粗的政府了。

但是,仍然有64个孩子,挤在一辆核定承载9人的面包车里,最后撞上了货车,20条生命溘然而逝。

从汶川到玉树、从免费午餐到免费校车。我突然开始厌倦了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所谓的慈善不会让我们的世界有任何变化,所以,我很心痛地批评我曾经的战友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脸上的脂粉。你们每多捐赠一辆校车,都可能是给公仆们的屁股底下添
了一辆奥迪。

我知道这样说不公平,但是请听我说完。

要知道,你向政府要求的越多,它越有足够的理由,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掏走你仅剩的养家糊口的口粮。1949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的,把你们的财产都交给我吧,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二十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

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不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吗?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纠正六十二年前集体犯下的那个错误(或者说,去还当时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可现在又走回头路了。政府都有钱成这样了,公款消费一年随便几千亿了,政府官员的标准座驾都是奥迪A6了,县政府的办公楼豪华程度都赛过白宫了,却还是让孩子64个挤在一辆车里上学,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还指望政府做这个做那个?你以为160亿免费午餐是他们出的钱?你以为他们是从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这160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征收1600亿,包括向湖里抗税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机头税”,然后把其中一个零头扔给那些挨饿的孩子。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在一个没有公共财政的国度里,国家施舍给百姓的一点点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为代价的,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免费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费医疗如是……

因为你们要求:政府要办这事办那事,显得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它,所以,它就自动代表了我们。

那个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作为大使,代表国家,我要坐头等舱。按照这样的操蛋逻辑,他们应该代表国家、嫖价格最高的娼妓、喝价格最高的茅台、包价格最高的二奶……要不多丢国家的脸面啊。

为何这些人会说出这种反常识的话?主要的责任在于民众,因为你们太纵容他们了,因为你们太依赖他们了,你们认为,政府如此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比如免费午餐,比如免费校车。你越是要求多,他越有理由让你为了他的面子牺牲、所以,他们宁愿花上万亿来搞四大会(奥运、世博、亚运、大运),因为他对你如此重要,离开他你寸步难行,所以他的胡作非为你都得忍受。

这不是自找的吗?

你一边骂着它无耻浪费,一边却紧紧抱着他的大腿,让他从指缝间漏点面包渣给你,然后山呼万岁?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想要获得免费的午餐时,你必然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

你所该做的,是告诉政府,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免费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费校车、不需要你的所谓免费医疗、没有你,我们自己会做的更好,会活得更好,前提是,请你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横征暴敛的钱还回来,哪怕是一部分。

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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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1117/160610836096.shtml




2011年11月17日星期四

露水的一茶


苏枕书 2011年7月《万象》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读到周作人译小林一茶俳文集《俺的春天》里的一段:

    她遂于六月二十一日与蕣花同谢。母亲抱着死儿的面庞,荷荷的大哭,这也是当然了。虽然明知道到了此刻,逝水不归,落花不再返枝,但无论怎么达观,终于难以断念的,这正是恩爱的羁绊。句云: 


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 

觉得很难过,却不知道为什么,只往窗外看了看,哑哑的不作声,风吹过来,也就放下了。

    俳句原本是多人联句,称作连歌。第一句是五、七、五句式的十七音发句,胁句是七、七的十四音,之后轮流往复,结句以七、七音收束。后来有人单将发句整理成集,就成了短诗一样的俳句。俳句难译,因日文并非如汉文一音节一义一字,往往一字对应多音节。若拘泥于五七五的对译,难免有冗言之嫌。钟敬文为林林翻译的俳句集作序,云“它像我们对经过焙干的茶叶一样,要用开水给它泡出来,这样,不但可以使它那卷缩的叶子展开,色泽也恢复了,更重要的是它那香味也出来了”,是十分贴切的说法。



    宝历十三年(一七六三)五月五日,一茶生于信浓国水内郡柏原村,是小林家的长子,名弥太郎。信浓国在今日长野县,北部地区经年积雪,气候苦寒。雪洞一样的家中常年生火,所有东西都被煤烟熏黑,一茶就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小林家世代务农,家境虽平平,但也算自给自足。但一茶三岁丧母,父亲不擅经营,家业渐渐萧条。幼年的一茶在祖母膝下长大,六岁时有句云:

来与我玩罢,没有亲人的雀呀。

    ……

2011年11月12日星期六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寻求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重点研究和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寻求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  
此次会议将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 会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将重点研究和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 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 会议召开以后不久,得以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苍井空在中国迅速"蹿红"!
附:  环球时报:苍井空在中国"蹿红"!
苍井空穿比基尼日本拍广告 胸部严重缩水引质疑(图)

原文:http://mitbbs.com/article1/Military/36720885_3_0.html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律师,人民日报,高跟鞋,超模


标题里几样事物风马牛不相及,串在一起,皆因一本书的缘份。此书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Rober Frank在2007年写的畅销书,《The Economic Naturalist》。上周我带到飞机上读了一遍,书中谈及200来个经济问题宛如一团浆糊,引触我想到一些零散的念头且彼此有些关联,故此略作一记。

话题的起头是关于律师的。

假如你要聘律师帮你处理纠纷,一位律师是穿名牌、开宝马来的,另一位律师普通衣着、开旧车。两位律师执业资历看来差不多,你选哪一位呢?

尽管很多人说,一个人的自信和能力并不来自他开什么车、戴什么表、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但是聪明的律师早就发现了,他们这一行的潜规则是:以貌取人。

当客户面对两份律师履历犹豫不决之时,客户往往依赖一个简单有效的推理:在高度竞争的律师业务中,高能力等于高收入,而富人在汽车衣服上的消费远高于穷人。所以,判断律师能力的捷径,是观察他的外表。

珠光宝气成为竞赛之后,不可避免的是过度消费。也许你不爱开车拜访客户,你更想蹬一自行车出门,但是,一个律师是不可以骑车上街的。类似的现象,投资银行的惯例是给员工发一笔钱,让雇员置几身名牌。要点在于,雇员须拿名牌店发票报销,不可把钱用于别处。这些死板的规定,亦有背后的道理在其中。

如果说律师间的战争,潜规则是名牌服装的比拼,那么教授之间,拼的又是什么呢?许多大教授、大学者,不是穿的很随便甚至邋遢吗?

教授有他们的竞争潜规则,那就是:学术用语。

身为教授您尽可穿得像少林扫地僧那般深藏不露,但必得学识渊深,一句话抛出来,字字用典,大家才明白,敢情这位不是搞环卫的。最牛的境界,就是让别人完全听不懂您在讲什么。比如,您去翻一翻钱钟书的《管锥编》,试试看,能坚持几页?



这种“有话不好好说”的语言竞赛,在经济学领域亦有展现,这个现象就是自50年代以来,经济学日益演变为数学模型的天下。高等数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必修课目,一篇论文没有一堆公式支撑,根本没机会在学术刊物上露面。

拿这个广为人知的Black-Scholes公式来说:



不懂的,如读天书。懂的,几年不用,重逢还是天书。

教过我这个公式的先生,他本人是公式的发明者之一,诺奖得主Myron Scholes的高徒。他颇有感触的说,过度复杂的公式如B-S,使用者知其然,往往却不知其所以然。

其实数学的泛滥并不必定带给人们创造性的新思想,看一看Myron Scholes创立的LTCM公司之瞬间崩塌,便可知应用数学公式的局限了。

而其它的人文学科,鲜有数学的应用,于是治学者的潜规则改成:咱不比数学,咱比语文。

语文一定要让别人看不懂,这才是大拿的范儿。这种追寻引发了大量的艰深文字,即使在讲求文法逻辑的英文中,读来也是一片佶屈聱牙。对圈内人,这提高了职业准入门槛,且增加了使用者的权威感。

这方面,书中引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截自人文学家Maria Lugones 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T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Streetwalker》(站街女的战术策略)。Maria写道:

"I propose to embrace tactical strategies in moving in disruption of the dichotomy, as crucial to an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liberation."

我得承认,这句话我读了三遍,还是看不懂。

这句话用了一些抽象的“大”词,比如dichotomy(二分法),epistemology(认识论),等等。可是,这些宏大单词和站街女的“战术策略”有半分钱的关系吗?

比起美国学者的玄奥之辞,人民日报的用词最是平实,一水儿的大白话。不过,这些人人皆识的方块字组合在一起,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那就是:读者完全被搞晕了!

譬如,我随手找了一则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社论开篇这样写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针,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确了基本思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供了行动指南。”

若非早先看过新闻,听说文化体制改革有“五个坚持”的高论,我差点都找不到这一大段中文的主语在哪儿。我数了一下,没错,“坚持”这个词出现了五次。可是,找出这些坚持之后,最终,我还是没弄懂此段社论主旨何在。

律师的名牌衣橱、人文学者的冷僻词库、人民日报的高深莫测,这些现象皆可借用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予以解释。

信号理论在演化生物学、博弈论、就业市场和股票市场之中有广泛运用。简单说,由于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为了撮合交易,一方主动发出信号,对方据以判断信号方的能力、动机、和意愿,并调整自己的决策。

信号人人都能发,要发一个有效的信号并不简单。基本的原则是,有效信号的成本一般很高,且难以伪造。经济学家Michael Spence在70年代研究过就业市场的信号模型,找工作时,高学历证书就是很有效的信号,毕竟,一个候选人要读好几年的书才能把这个信号传给潜在的雇主。

与之相仿,律师名牌是花费真金白银的,学者用词也是人家呕血三升的成果,至于人民日报的“说了一大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的语感,没个十年八年的修炼能写的出来?简言之,这些都是成本很高的有效的信号。

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大家都别这么绷着,都简单点,真实点,不好吗?

譬如,人人都知道高跟鞋不舒服,为何人人要穿?

穿上高跟鞋的女人有身高和曲线优势,更易引起男性注意。约会和体育比赛差不多,身材越高越有利。

可是,当所有人都穿高跟鞋身高优势将被抵消,相对身高是一样的,谁也无法额外吸引异性。高跟鞋有害身体,脚踝、膝盖、脊柱,都承担压力。问题是,你不穿别人就会穿,“集体放弃高跟鞋”的约定是不可能维持的。

与高跟鞋相似的例子,是生物学的一些进化现象。比如,雄麋鹿为了竞争雌鹿而彼此争斗。它们主要的武器是大大的鹿角。



理论上来说,如果所有雄鹿的犄角都缩小一半,相对强弱并无变化,战斗结果也应该是一样的。雄鹿作为一个集体,如果鹿角变小,身体轻盈,逃生概率也会大大提高。可自然进化的结果并不支持此种选择:如果某一头雄鹿发生变异,成为小角麋鹿,那么它将无法夺得雌鹿,它的变异基因也无法传递到下一代。

有损健康的高跟鞋、过于庞大的鹿角,体现着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受约束的竞争,并不必然造福所有人。

追求个人利益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矛盾。马尔萨斯,还有达尔文,对此看得更透一些。达尔文说,个体行为的目标是追求成功的繁殖,所以某些符合个体利益的特征(比如庞大的鹿角),反而给整个物种带来损害。

上面的现象其实也可用“囚徒困境”解释。很多时候,理论上最好的选择是诚实合作,律师们各自少花点服装费,学者们不去咬文嚼字,女人都穿平底鞋,等等。而现实的情况则是用欺骗对付欺骗,这正是囚徒困境的均衡解。

博弈论就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做过很多有趣的模拟实验。最有名的是8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Robert Axelrod组织的博弈大赛,胜出的最佳模型是简单的策略,“tit-for-tat”(以牙还牙)。

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策略在重复博弈中获得了最大获益,但是,很难应用到现实。你怎么才能用tit-for-tat去解决大规模人群的逐利竞争和破坏公益呢?

对某些现实问题,最有效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政策管制。这方面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两个绝好的例子。

其一,是2006年马德里时装展上,主办方禁止体重指数低于18的模特参展。这意思是,一个身高175的超模,体重至少要达到56公斤。这个禁令遏止超模们为了追求骨瘦如柴而进行过度节食的恶性竞争。

其二,是很多学校都要求学生穿校服,这个管制有效减少学生们在外表打扮上投入过度的金钱和情感,而转移其注意力到学业竞争。这就象是,上帝对所有的雄麋鹿发令:统一长角,不得畸形。

最后,关于人民日报的难题,我想,这可能是无解的。

来源:http://view.talkcc.com/article/3599901